我记得她当时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但她还是勉强笑了笑，默默地把那张纸收了起来，说：“好，那你快休息。”
从那以后，她就变得“奇怪”了。
她开始对我的健康状况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关心。她会算准我下手术的时间，雷打不动地把保温饭盒送到我办公室。一开始，同事们都羡慕我，说我娶了个贤妻。可渐渐地，这就成了一个笑话。一个只有她一个人在乎的，独角戏。
因为我很少吃。
“顾主任，嫂子又来送饭了，在您办公室门口呢。您看……”助理陈然不止一次这样为难地向我汇报。
而我的回答通常是：“让她放着吧，我没空。”
那些饭菜大多都凉透了，然后被我原封不动地带回家，当着她的面，倒进垃圾桶。我用这种冷暴力，表达我的不满，企图让她知难而退。
她看到了，也不作声，只是第二天，继续送来。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卫士，守护着一座她根本进不来的城。
再后来，她开始变本加厉地干涉我的工作。
三个月前，是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。我提前跟她说过，科里有个极为重要的病例研讨会，一个关乎我未来三年研究方向的会议，绝对不能缺席。电话里，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，异常平静的语气问：“顾决，你有多久没有在十二点之前回过家了？”
我当时正在看一张极其复杂的血管造影图，那是我即将进行的手术的关键，我的耐心瞬间被耗尽：“我很忙，别闹。”
“我没有闹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一片羽毛，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，激起一阵烦躁，“桌上有菜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我给你留了灯。不管多晚，我等你。”
那天我凌晨三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推开门，客厅的灯果然还亮着，橘黄色的，暖得有些刺眼。一桌子菜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，已经凉透了。许念裹着一条薄毯，蜷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眉头紧紧地锁着，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。
我心里闪过的不是心疼，而是一股无名火。
又是这样。这种无声的控诉，这种自我牺牲式的表演，让我觉得窒息。她企图用这种方式让我愧疚，让我妥协。
我走过去，粗暴地推了推她：“回房间睡。”
她猛地惊醒，看到我，眼睛里先是亮了一下，像黑夜里点燃的星火。但那光芒只持续了一秒，就迅速暗了下去。她看了一眼那桌冷掉的菜，声音低得像在梦呓：“你还是……没赶上。”
“我说了我很忙。”我烦躁地扯开领带，感觉胸口一阵憋闷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“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不是那些朝九晚五，可以陪你过什么纪念日的普通男人！我是在救人命！我的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！”
“我也是你的家人！我也会生病，也会难过！”她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声音拔高了，眼圈在一瞬间就红了，“顾决，你救了那么多人的命，你能不能回头看看我？就看一眼！我快撑不住了！”
她最后那句话，声音嘶哑，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绝望。
“你又怎么了？！”她的情绪失控让我觉得不可理喻，也让我更加烦躁，“你生病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是又开始头晕，还是心脏不舒服？”我皱着眉，用一个医生审问病人的口吻盘问她。她的身体一直很好，偶尔说些不舒服，在我看来，多半是想引起我注意的矫情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