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压过了刘翠花的哭嚎。
“李卫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，今天我离定了！”
“你要是不想离，也行。”
我顿了顿，看着他们瞬间变化的脸色。
“我现在就去公社，去县里，去市里！去举报你们！”
“举报你们恶意破坏国家高考制度，蓄意撕毁他人大学录取通知书！”
“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，你们猜猜，公社的干部们会怎么处理你们这种‘坏分子’？”
八十年代，高考的神圣性深入人心。
破坏高考，这顶帽子扣下来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
轻则批斗，重则坐牢。
李卫国的脸色“唰”地一下白了。
他是个欺软怕硬的怂包，在厂里也是看领导脸色的主儿，哪里经得住这种吓唬。
就连在地上撒泼的刘翠花，哭嚎声也小了下去。
她虽然泼辣，但骨子里还是个怕官的农村妇人。
“你……你敢！”李卫国嘴唇哆嗦着。
“你看我敢不敢。”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寸步不让。
“要么，现在就写离婚书，我净身出户，从此我们两不相干。”
“要么，我们一起去公社‘说理’，让领导给我们评评理。”
我把选择题摆在了他们面前。
院子里一片寂静，只剩下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
所有人都看着李卫国，等他做决定。
李卫国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地上的母亲，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。
最终，一种屈辱和不甘定格在他的脸上。
他咬着牙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写！我写！”
刘翠花一听，立刻从地上一跃而起：“儿子！不能写啊！这个家不能没有她！”
没有我这个免费的保姆，谁来伺候他们一家老小？
李卫国烦躁地吼了一声：“妈！你别管了！”
他怕了。
他怕我真的去公社举报，到时候他不仅工作保不住，可能还要被抓起来。
相比之下，离婚虽然丢脸，但总比蹲大牢强。
我回到屋里，拿出纸笔，拍在堂屋的八仙桌上。
“写吧。”
李卫国的手抖得厉害，那支笔在他手里重若千斤。
他在周围人同情、鄙夷、看好戏的复杂眼神中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“离婚书”三个字。
内容很简单，双方自愿离婚，女方自愿净身出户，从此婚嫁各不相干。
当他写下自己名字的最后一笔时，我感到这具身体里原主残留的最后一丝执念，也随之消散了。
她解脱了。
我拿过离婚书，吹干墨迹，小心地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然后，我走进那间我住了三年的昏暗小屋。
我的东西很少，几件打了补丁的旧衣服，还有几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书。
我把衣服包在一个小包袱里，书则一本本地抱在怀里。
走到门口时，刘翠花突然冲上来，一把抢过我怀里的书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“这些书都是用我们老李家的钱买的！你一个字都别想带走！”
我看着散落一地的书籍，那是原主唯一的精神寄托。
我没有去捡。
我只是抬起头，看着刘翠花，缓缓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你会跪着求我。”
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，背着我的小包袱，在全村人或嘲笑或同情的目光中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禁锢了我三年的牢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