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了假，第二天清晨赶到县城的医院。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冰冷。姐姐已经等在手术室外，焦灼地踱着步。母亲刚被推进去，我们甚至没来得及打上一个照面。
“医生说很快，微创的。”姐姐像是在安慰我，又像是在安慰自己。我们并排坐在冰凉的塑料椅上，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中间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手术室的门打开，护士喊着家属的名字。我们冲过去，看到母亲被推出来，脸色蜡黄，双目紧闭，还在麻醉的沉睡中。
姐姐帮着护士将母亲推回病房，安顿好各种监护仪器。她的手机一直在响，家里孩子的哭声从听筒里隐约传出来。她看着病床上的母亲，又看看响个不停的手机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“妹...”她开口，满脸的为难。
“你回去吧。”我打断她，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，“孩子要紧。这里有我。”
姐姐如释重负，又夹杂着愧疚，匆匆交代了几句用药和缴费的事，几乎是跑着离开的。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巨大的寂静瞬间合拢。
于是，从那天起，整整一个多星期，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她。
白昼黑夜，我守在病床边。看着她从麻药中昏沉醒来，因疼痛而皱眉呻吟；看着她虚弱得无法起身，我笨拙地扶她去洗手间，擦拭身体；看着她因为药物反应呕吐，我端着盆子，轻轻拍她的背。她难得地温顺和依赖，褪去了所有尖锐的硬壳，像一个脆弱无助的老妇。
夜里，她睡沉了，我就在陪护椅上蜷着。惨白的月光透过百叶窗，在她脸上投下栅栏似的阴影。我望着她出神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像打翻了一间调料铺子，咸涩酸苦混作一团。
恨吗？自然是有的。那些冰冷的眼神、针扎手指的痛楚、偏心的话语，从未真正从记忆里褪色。可此刻，看着她呼吸平稳地睡在那里，生命体征监测仪上绿色的数字规律地跳动，一种更原始、更复杂的情感又漫上来——那是我拼命压抑、耻于承认的牵挂。她是给予我生命又予我伤痛的人，我们之间被无数冰冷的碎片填满，可血脉深处，又有一根看不见的丝线，死死缠绕，无法割断。这种矛盾的撕扯，比单纯的恨意更让人疲惫。
出院那天，我送她回老家。她坐在床上，看着我为她收拾东西，倒水拿药，忽然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些天...辛苦你了。”
我的手一顿，没有抬头，只是继续手里的动作，喉咙发紧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那一句话太轻，太迟，抹不平过往深刻的沟壑，却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死水，漾开细微到几乎不存在的涟漪。
之后我回到城市，继续饭店的工作。日子恢复原样，我们依旧很少联系，那一个星期的朝夕相处，像投入深潭的石子，沉底后便再无波澜。
直到大概一年后，一个普通的傍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