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年，秋。
天津卫的空气像是在海河里浸透了又捞出来，湿漉漉、沉甸甸地压在人的胸口。街面上，“仁丹”胡子的广告贴得满墙满眼，那翘胡子的人像仿佛在咧着嘴嘲笑这惶惶世道。卖药糖的、拉洋车的、算命打卦的，吆喝声有气无力，混着煤灰、汗臭和不知从哪里飘来的、若有若无的硝烟味儿，在南市“三不管”地带上空打着旋儿。
卦摊后，李老眯缝着眼，摇着一把边角起毛的蒲扇，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山羊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。留声机里，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咿咿呀呀，与他周遭的喧嚣格格不入。他听着，手指在膝盖上无声地敲着板眼，像个局外人。只有那墨镜边缘偶尔泄出的一线精光，像手术刀，能剖开往来行人脸上那层或焦虑、或麻木的皮。
“先生，您给断断，这趟往关外的货运……”一个穿着杭绸长衫的商人凑上前，递过一张写满八字的红纸。
李老蒲扇虚点了一下摊上那幅泛黄的“太极图”，声音带着沧州口音的黏糊劲儿：“心歪了，气儿就不顺。气儿不顺，财神爷都得绕着走。您呐，最近少沾东边的水，尤其是……浑水。”他话说得慢，却让那商人脸色“唰”地白了，额角渗出细汗，慌忙撂下几枚银角子，脚步踉跄地钻进了人群。
东边的浑水？日租界就在海河以东。商人心里翻江倒海，这老瞎子，莫非真能看透人心？
对面，福星的药糖摊子热闹得多。这后生眉清目秀，天生一副笑模样，吆喝起来脆生生、甜津津：“哎——药糖药糖，仁丹的味儿，薄荷的凉！小鬼子吃了跑肚拉稀，咱爷们儿吃了壮骨强筋嘿！”他顺手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纸，手指翻飞，眨眼间折出个活灵活现的纸蛤蟆，往地上一放，那蛤蟆竟借着风力，“噗”地一下，跳到了一个刚停下黄包车、戴着鸭舌帽的年轻汉子脚边。
那汉子是陈刚。他弯腰拾起纸蛤蟆，指尖微动，纸张展开，上面竟是用铅笔草草勾勒的日租界局部地图，虽简陋，却精准地标出了两个暗哨的位置。他抬眼，福星正冲他龇牙一乐，转头又敲着梆子卖他的药糖去了。陈刚面沉如水，将纸揉成一团，指尖一搓，纸屑纷飞。他压低帽檐，青布长衫的下摆在人群缝隙中一闪，便如滴水入海，没了踪迹。他的脚步比猫还轻，即使在最拥挤的闹市，也仿佛踏在棉花上，不惹尘埃。
日租界，曙街一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，窗户紧闭。
苏梅穿着一身月白旗袍，坐在临窗的书桌前，窗外是熙攘的日本侨民和巡逻宪兵。她面前摊开着一份《京津泰晤士报》，手里却拿着一份刚由交通员送来的“商业电文副本”——来自关东军某个伪装成贸易行的特务机关。她的指尖轻轻拂过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日文假名和数字，闭上眼，一种独特的感应自纸张的纹理和墨迹间升腾而起——冰冷的、带着铁锈和枪油气息的意象，还有一股急迫的、隐藏着兴奋与残忍的情绪潜流。
这不是普通的商业往来。在她脑海中，那些字符扭曲、重组，幻化出模糊的铁路线脉络——平津、北宁？还有几个反复跳跃的代号：“夜枭”、“孤狼”、“风铃”……尤其是“风铃”，带着一种清脆欲裂、令人心悸的不祥预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