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诊癌症那天，我平静地给江临发了条短信：「离婚吧。」
他秒回：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签好字滚。」
三年婚姻，他带女人回家过夜，逼我打胎，用我的钱养小三。
我死后第三天，他却在兄弟聚会上笑着举起酒杯：
「终于甩掉那块狗皮膏药了，这杯用她骨灰兑的酒，谁都别剩！」
直到警察找上门，递给他一张孕检单。
「江先生，这是您太太的遗物——她怀孕四周，和癌症诊断同一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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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诊癌症那天，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。雪花粘在灰蒙蒙的诊疗室窗玻璃上，一点点积聚，然后不堪重负地滑落，像某种无声的告别。医生后面的话变得很遥远，只剩下“晚期”、“积极治疗”、“时间不多”几个词，硬邦邦地砸在耳膜上。我异常平静，甚至有空注意到医生白大褂领口处沾了一点咖啡渍。
走出医院，冷风裹着雪沫扑在脸上，我倒觉得比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好闻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江临。屏幕亮起，不是关心，是一张图片，某家新开的法餐厅，环境雅致，餐桌对面，一只纤细的、做了精致美甲的手无意似的搭在江临的手腕上。连一句废话都懒得附。
我站在路边，看着车流像一条黏稠的河。三年了，这种无声的炫耀，比任何恶言恶语都更能刻穿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防。以前还会痛，会躲起来哭，会不甘心地问他为什么。现在，连那点痛感都麻木了。癌细胞吞噬的好像不只是我的身体，还有那些残存的、可笑的情绪。
我拿出手机，翻到江临的号码。备注还是结婚第一年我偷偷改的“我家江先生”，后来无数次想改回去，却总有种徒劳的无力感。我慢慢敲下三个字：「离婚吧。」
没有怨恨，没有质问，甚至没有标点符号。就像知会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。
几乎是信息发出的瞬间，他的回复就弹了出来：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签好字滚。」
看，他甚至不愿意多打一个问号。我都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，不耐烦地蹙着眉，可能正搂着照片里那只手的主人，把我的短信当作败兴的打扰。
我扯了扯嘴角，想笑，却没成功。也好。
回到那栋被称为“家”的别墅，冷清得能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。这房子是用我父母留下的钱买的，写的却是江临的名字。当年他创业，需要资产抵押，我傻乎乎地同意了，以为这是夫妻一体的证明。如今想来，那大概是我亲手递给他捅向我第一刀的武器。
我的东西不多，很快收拾好一个行李箱。环顾四周，这三年，我像个幽灵一样寄居在此，留下的痕迹浅薄到可以轻易抹去。唯一带走的，是藏在一堆旧物最底层的一个小小绒布盒，里面是一枚素银戒指，不值钱，是大学时江临用第一个月兼职薪水买给我的。那时他眼睛亮晶晶的，说：“晚晚，以后我一定给你换个大钻戒。”
大钻戒后来他买过，给不同的女人，包括现在常伴他左右的那位苏小姐。而这枚银戒指，早已褪色，像一段发霉的旧梦。
我没告诉任何人病情，联系了律师，迅速办好了离婚协议签字。律师是我大学同学，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：“晚晚，你……还好吗？脸色很差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