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温晴第一次移植失败，在家里抱着林子默痛哭，将一切归咎于自己“肚子不争气”时，那个孩子，正在另一个女人的呵...
当温晴为了调理身体，像喝水一样喝下那些苦涩的中药，闻到油腻就恶心反胃时，那个孩子，已经在保温箱里，发出了第一声嘹亮的啼哭。
当温晴在过去的一千多个日夜里，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时刻表，几点打针，几点吃药，几点B超监测，不敢有丝毫差池时，那个孩子，已经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奔跑，学会了奶声奶气地叫着林子默——“爸爸”。
而那个紧急联系电话，那串我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的号码，此刻就像一个烙印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视网膜上。
我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档案室里那股熟悉的纸张味道，此刻闻起来，却充满了腐烂和谎言的气息。
我终于明白了林子默精子报告的“古怪”。他根本就不想让温晴怀孕！他需要她一直在“努力”，一直在“失败”，这样，他就能完美地扮演一个“同病相怜”的好丈夫，而那个私生子的存在，就永远不会被怀疑。
他的温柔，他的体贴，他的“感同身受”，全都是演给温て看的。他用妻子的痛苦、眼泪和日渐衰败的身体，为自己的背叛，构建了一座最坚固、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
这哪里是求子之路？ 这分明是一场长达四年的，精心策划的，凌迟处死。
档案柜里没有魔鬼。 魔鬼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，戴着百达翡丽，此刻，或许正坐在纤尘不染的总裁办公室里，一边处理着上亿的合同，一边计算着时间，准备给刚刚做完移植的妻子，发去一条充满爱意和鼓励的短信。
第三章：冰淇淋的两种味道
自从发现了那个秘密，我的世界就分裂了。
一半是作为护士长的专业与冷静，一半是作为知情人的煎熬与愤怒。我每天面对温晴那张充满信任的脸，说的每一句安慰，都让我感觉像在饮鸩止渴。
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林子默，他表演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在我眼中都被放进了高倍显微镜，充满了令人作呕的破绽。
他接电话时，总会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，背对着所有人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嘴角的弧度却是我从未见过的柔和。我以前以为那是商业机密，现在才知道，电话那头传来的，或许是一个稚嫩的童音，在问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他在温晴移植后的卧床期，会细心地为她削好水果，然后借口去楼下咖啡厅买她爱吃的蛋糕，消失一两个小时。我以前以为他是真的体贴入微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或许是去了停车场，发动那辆从不让温晴乘坐的保姆车，去接另一个女人和他的儿子。
我陷入了巨大的伦理困境。
我应该告诉温晴吗？不，我不能。病人的隐私是医护人员的生命线。我没有任何权力，用一份我“不该”看到的档案，去摧毁另一个病人的人生。何况，真相的打击，对于一个身心都处在极度脆弱状态下的女人来说，可能是致命的。
可我能不告诉她吗？我做不到。只要一闭上眼，我就能看到温晴那双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眼睛。她叫我“王姐”，她把身体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我。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，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驴，继续拉着那架空无一物的磨盘，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