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里头，开始犯嘀咕。我不是个细腻的人，但也不傻。手机上，新闻里，那种夫妻分居两地，最后一方出了轨的破事儿，看得还少吗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，像南方梅雨天的霉菌，悄悄在我心里滋生。我安慰自己，桂兰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们一起吃过那么多苦，她怎么会？可另一个声音又在说，市里和县城，毕竟是两个世界了。
上个月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没打招呼，就开车去了市里。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到家是下午，孩子还没放学，只有桂兰一个人在家。她看到我突然出现，脸上掠过一丝慌乱，虽然很快就被笑容掩盖了，但我捕捉到了。那种慌乱，不是惊喜，是受惊。
我假装没事人一样，在家里转了转。打开衣柜的时候，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衣柜里，挂满了新衣服，很多都是我从没见她穿过的款式，颜色鲜艳，料子看起来也很好。最刺眼的，是两条裙子，一条是碎花的，一条是素色的连衣裙。我和桂兰结婚十几年，她从来没穿过裙子。年轻时在工厂干活不方便，后来在收购站忙活，更是用不上。她说她腿型不好看，穿裙子别扭。可现在，衣柜里明晃晃地挂着两条裙子。
那一刻，我站在衣柜前，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。我几乎能断定，出问题了。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不能闹，一闹，这个家就散了，孩子怎么办？这么多年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关上柜门，转身对桂兰笑着说：“哟，买这么多新衣服，越来越会打扮了。”
她在厨房忙着做饭，背对着我，声音有点不自然：“市里嘛，出门总不能太土气，给孩子丢人。”
我在市里只住了一晚，那一晚，我们躺在一张床上，却像隔着一条河。她背对着我，身体僵硬。我知道，她也没睡着。第二天，我借口收购站忙，匆匆回了县城。
回到县里，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收购站里机器的轰鸣声，工人们的吆喝声，都变得异常遥远。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知道真相。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当王八。
我找来跟我干了快十年的表弟阿强，把收购站的事全权托付给他。我说我身体不太舒服，要休息一阵子。然后，我开上那辆不常用的旧轿车，又返回了市里。我在孩子学校附近找了个短租的房子，开始了我这辈子最不堪，也最决绝的行动——跟踪我的妻子。
那两个星期，我像个幽灵，游荡在那个陌生的小区周围。我看着她送孩子上学，去菜市场买菜，和小区里其他陪读的妈妈闲聊。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。直到我发现，她每周总会有一两个下午，说是去附近的健身房，但去的方向，根本不是健身房所在的位置。
我跟着她，走进了那个叫“时尚前沿”的发廊。隔着玻璃门，我能看到里面装修得很亮堂，一个穿着紧身裤、头发染成栗色的年轻男人，正笑着迎上来。他很年轻，大概二十七八岁，瘦高个，脸上带着那种我这种老男人早已没有的、漫不经心的笑容。桂兰见了他，脸上立刻绽开出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、带着点羞涩和光彩的笑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