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收购站门口那把吱呀作响的竹椅上，望着院子里被午后的太阳晒得发白的废铜烂铁。南方的夏天，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，蝉鸣一声高过一声，叫得人心烦意乱。不远处的县道上，货车驶过，扬起一片尘土，混着废旧纸张和塑料特有的那种复杂气味，一起灌进我的鼻腔。这味道，我闻了十几年，早已习惯，甚至觉得有点踏实。这就是我的日子，用汗水、算计和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，一点点从这片土地上刨出来的日子。
我叫陈建国，四十五岁，土生土长的南方人。我和我老婆，哦，现在该叫前妻了，李桂兰，不是那种书上写的青梅竹马。我们是经人介绍，相亲认识的。那会儿，我们都刚从村里出来，在县城的工厂打工，浑身冒着土气，也冒着傻气。见了几面，觉得对方都还算本分，能吃苦，两家大人也催得紧，就这么把婚事定了。没那么多花前月下，更多的是一种合伙过日子的默契。
结婚头几年，是真苦。租住在县城边上的民房里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透风。我们俩像上了发条的陀螺，她在制衣厂车衣服，手指经常被针扎得密密麻麻的血点；我在建筑工地搬砖扛水泥，肩膀晒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。晚上回到那个狭小的出租屋，累得话都不想说，但看着彼此，心里却是有盼头的。我们就一个念头：攒钱，在县城立住脚，将来让孩子不用再吃我们这份苦。
后来，机缘巧合，我瞅准了废品回收这行当。起步的时候，什么都干，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，扯着嗓子吆喝“收废品咯——”，被人白眼，被狗追，是常有的事。桂兰一开始嫌丢人，但看我干得起劲，她也辞了工，来帮我。女人家心细，记账、分拣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我们俩，一个主外，一个主内，硬是把一个小小的废品摊，做成了现在这个有模有样的收购站。
日子就像院子里的那棵老榕树，看着不起眼，却一年年把根扎深，把枝叶散开。我们在县城买了两套商品房，又盖了一栋自建房，买了俩车，一辆小货车拉货，一辆小轿车家用。收购站的生意也越来越稳当，一年下来，刨去所有开销，净落五六十万不成问题。在咱们这地方，这日子，不敢说大富大贵，但绝对是红红火火，让人羡慕的。
一双儿女，是我们的心头肉。从小没让他们受一点委屈，吃的穿的用的，都是力所能及最好的。今年，俩孩子争气，都考到了市里的重点初中。我们商量了好几个晚上，最后决定，让桂兰去市里陪读。孩子从小没离开过我们，市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放心。钱嘛，咱也挣下了，就在市里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的三居室，算是安了个新家。
我还记得送他们娘仨去市里那天，看着装修好的新家，窗明几净，我心里头是满满的成就感。我觉得，我陈建国这辈子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老婆孩子了。我拍着胸脯对桂兰说：“你在市里安心照顾孩子，收购站有我，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缺啥少啥就跟我说。”
刚开始那阵子，一切都好。我们每周都会通一两次电话，说说孩子学习，说说收购站的琐事，虽然隔着几十公里，但感觉这个家还是紧紧团在一起的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大概是半年前吧，这电话就越来越少了。有时候我打过去，响很久才接，她说在辅导孩子作业，或者在外面买菜，语气总是匆匆忙忙的。从一周一两次，变成半个月一次，后来，一个月都难得说上一回话。我问起，她总说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有啥好天天说的，孩子都好，我也好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