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的边缘，霓虹的喧嚣在此处偃旗息鼓，只剩下连绵的冷雨，像天幕裂开了无数细小的口子，无声地浇灌着人间的苦难。一条被岁月遗忘的狭窄巷子，路面坑洼，积水映照着两旁斑驳脱落的墙皮。巷子深处，一块锈迹几乎要吞噬字迹的招牌——“黑猫旅馆”——在湿冷的夜风中发出细微而顽固的“吱呀”声，如同一个垂暮老人疲惫的叹息。旅馆门口那盏功率低得可怜的灯泡，洒下一圈昏黄的光晕，勉强温暖着门前几级被雨水浸透、长着青苔的台阶，像是黑暗汪洋中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岛。
旅馆内部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陈旧木头、廉价消毒水和淡淡霉味的复杂气息。柜台后，老板吴伯像一尊被时光遗忘的雕像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他花白的头发梳得异样整齐，仿佛是对过往某种体面生活的最后坚持。那双眼睛，大部分时间浑浊如死水，却会在客人进出时，极快地掠过一丝锐利的光，那是长期观察痛苦、与绝望共生后磨砺出的本能。他的过去，被锁在抽屉里一本厚厚的病历中，“重度抑郁”的诊断书早已泛黄。如今，他守着这家破旧不堪的旅馆，与其说是营生，不如说是一种近乎苦修般的守望。这里距离那座吞噬无数希望与积蓄的巨型综合医院仅两条街之遥，住客们如同被潮水推上岸的贝壳，大多带着一身洗不掉的消毒水味和一种相似的、被生活逼到悬崖边的麻木与绝望。
雨势骤然加大，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户上。寂静被打破了。先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，接着是行李箱轮子拖拽过湿滑地面发出的、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
门被推开，撞响了挂在门后的旧风铃，发出一串凌乱虚弱的叮当声。第一个裹挟着风雨寒气进来的，是王海，熟人都叫他明叔。他约莫五十岁，一身显然已穿了多年的藏蓝色西装，虽然熨烫过，但肘部和膝盖处仍不可避免地起了皱，像他此刻努力维持却难掩憔悴的面容。雨水顺着他已显稀疏的头发淌下，划过眼角深刻的鱼尾纹，混同着难以掩饰的焦虑滴落。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被捏得发软的医院催款单，那上面的数字，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得他手心冒汗，心口绞痛。他的儿子小宇，才十六岁，本该在球场挥洒汗水的年纪，此刻却躺在医院血液科那冰冷的隔离舱里，等待着下一轮不知结果的化疗。而比病魔更可怕的，是那张仿佛永无止境的缴费清单。
紧接着进来的是李娟，阿娟。她四十出头，身形消瘦，一件米色的风衣虽然旧了，却洗得干净，依稀能勾勒出她昔日的风韵。但此刻，那风韵已被眉宇间一道深锁的愁绪彻底掩盖。她拖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，动作迟缓，每一步都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。她的丈夫，曾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后，成了毫无知觉的植物人，躺在城郊一家费用高昂的私人疗养院里。为了支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护理费，房子卖了，车子卖了，连她珍藏的首饰也一件件离她而去。那点钱，扔进疗养院这个无底洞，连个回声都听不见。
第三个闯入这方狭小天地的，是小飞。二十出头的年纪，本该是鲜活张扬的，却裹在一件湿透的廉价黑色皮夹克里，头发染成扎眼的黄色，此刻被雨水打湿，一绺绺黏在额头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