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三百米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 厂房黑漆漆的洞口，像一张刚吃饱的嘴，正慢慢合上。 我摸了摸口袋——那张银行卡还在，密码890213，里面真有一百零三万，是我过去六年“清理垃圾”攒下的“退休金”。 钱，我一分不会动，至少半年内不会。 我要让王春生先穷一阵子，穷到没人怀疑他忽然“暴富”。
我转身，朝桥洞方向走去。 那里有我新的床板、新的名字、新的呼吸节奏。 至于原来那个“我”—— 就让他在废机器旁烂掉，连同六年来的血腥味，一起被时间发酵成无名骨渣。
夜很长，路很黑。 我拖着影子，像拖着一具刚脱下的旧皮的蛇。 前方，拆迁小区那排矮房亮着零星的灯，像几粒坏掉的牙齿。 我咧嘴笑，露出和拆迁小区相对似的，我刚刚敲碎的自己的烂牙。
我，
王春生，
来了。
第二章：护壳
我成了王春生
第一件事，是把自己饿到像条野狗。三天里，我靠公厕自来水、便利店试吃和垃圾桶里的半盒炒饭吊命，让颧骨凸出来，让眼窝塌下去，让镜子里那张脸彻底脱离“从前”的影子。第四天凌晨，我蹲在桥洞底下，用河水把头发往后梳，一股馊味混着漂白粉味——这才是“老春”该有的招牌体味。
我拖着蛇皮袋，袋口故意露出半截捡来的破铜线，像露出獠牙。天色灰亮，我朝“人才市场”晃荡——那不过是一条被城管遗忘的背街，劳务中介把牌子摆到马路牙子上，谁来得早，谁就能抢到日结工：搬水泥、守仓库、替快递站点扫垃圾。我不抢别的，只抢“包吃住”。
中午，一份“夜班保安，包三餐”的小广告被塞进手里。工作地点是西郊物流园，老板姓杜，名片上印着“杜氏速运”。我低头哈腰，用两声咳嗽把嗓子弄沙：“老板，我老春，啥都能干，证儿没有，命一条。”杜老板捏着鼻子往后仰，大概被我身上的馊味熏得满意，大手一挥——“今晚七点，带上身份证，门口报到。”
身份证，我当然有。王春生的。
那张二代证被我放在塑封袋里，跟烂菜叶混在一起，皱巴、卷边、头像却清晰。头像里的人冲我笑，一副“反正没人记得我”的坦然。我摩挲着照片边缘，在心里对他说：借你壳子一年，等我彻底安全，给你烧纸，绝不赖账。
七点，物流园铁门口灯黄如锈。我把身份证递进窗口，人事姑娘戴着两层口罩，指尖捏着卡片一角，像捏一块刚出炉的屎。她没抬头，只敲键盘——“王春生，1979 年生，户籍桦南县柳河乡”——机子“嘀”一声，信息通过。我松了半口气：看来原主没案底，也没欠政府钱。
“明儿一早去体检，夜班补贴一天八十，干不满一个月扣三天工资，能接受？”
我点头如捣蒜。能。当然能。越规矩的地方，越把我当透明。
就在她要把证还给我时，身后忽然凑过来一颗脑袋。男人三十出头，白衬衣、金边眼镜，袖口一股廉价香水味。他扫了屏幕一眼，又扫我一眼，眉梢挑高：“春生？真是你？”
那一秒，我后颈的汗毛集体立正。
我迅速把脸埋进阴影，让嘴角往下垮，做出长期酗酒导致的面部松弛，同时把声带调到最沙：“哟……您认错了吧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