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只能靠自己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了年假。白天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，一遍遍重读卷宗，不放过任何一行文字，任何一张现场照片。晚上，我像幽灵一样，开着车在周炳文“生前”活动的区域，以及当年发现“尸体”的废弃工厂附近转悠，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。
周炳文“生前”居住的小区，早已物是人非。他的妻子在案发后不久就卖掉了房子，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城市。我设法联系上了她，电话里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疲惫，对于我委婉提及案件的疑问，她只是冷淡地表示一切都过去了，不想再被打扰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这种反应，是正常的哀莫大于心死，还是刻意回避？
我又试图查找王锐家人的信息。王锐是个孤儿，没什么亲人，只有一个年长他十几岁、同父异母的姐姐王娟。王锐入狱后不久，王娟也搬了家，下落不明。这条线，似乎也断了。
至于那个“科信司法鉴定中心”，我以其他案件咨询的名义，侧面打听了一下。刘明法师已经退休，据说回了老家养老。而当年具体操作检测的实验员，也大多离职，去向不明。
一切线索，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提前掐断了。阻力无处不在，却又无迹可寻。周炳文那天的出现，仿佛只是一个偶然的失误，之后他便再次彻底人间蒸发。
焦虑和无力感像潮水般涌来。我知道，对手在暗处，而且极其谨慎、狡猾。他敢出现在我面前，就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挑衅，或许也意味着，他认定我无论如何挣扎，都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。
这天深夜，我再次翻看现场照片。那一张张血腥、凌乱的画面，我已经看了无数遍。忽然，我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张照片的角落。那是废弃工厂的一个窗户，窗外是对面的厂房墙壁。墙壁上，似乎有一个模糊的、反光的东西。当年技术部门曾放大处理过，结论是可能是一块碎玻璃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反光，无关紧要。
但此刻，一个念头闪电般划过我的脑海：如果是监控探头呢？
那个年代，那种地方，私人安装监控的可能性极低。但如果是凶手，或者同伙，为了观察现场情况而临时设置的呢？这个想法让我心跳加速。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探头，它很可能记录下了案发的真实过程！
尽管希望渺茫，我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强光手电和望远镜，再次来到了那座位于城市边缘、早已荒废多年的工厂区域。三年过去，这里更加破败。我按照照片的角度，找到了对面那栋厂房的相应位置。那面墙上布满污渍和爬藤，我仔细搜寻了许久，几乎要放弃时，终于在一丛枯死的藤蔓后面，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、已经锈迹斑斑的金属支架。支架的样式，很像是某种老式户外监控设备的固定底座！
我强压住激动，在四周仔细搜寻。墙角堆满了垃圾和瓦砾。我用树枝翻找了半天，一无所获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我的脚尖踢到了一个硬物。扒开浮土和落叶，一个用防水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、巴掌大小的东西露了出来。
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小心翼翼地打开油布，里面是一个密封的塑料盒。打开盒子，赫然是一个已经有些变形的微型硬盘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