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见到张芳芳时，她正在酒吧后台掐着腰骂一个想占便宜的酒客。
三十岁的女人像一把锋利的剪刀，轻易剪开我十七岁的灰暗世界。
她给我交学费，教我揍人，还把我爸的赌债变成一纸解约合同。
同学们嘲笑我「被老女人包养」，我却在她衣柜里发现所有汇款单都标着「借条」。
毕业晚宴那天，有人醉醺醺说她是「酒吧街公共汽车」。
我砸碎酒瓶时，终于对她吼出：「老子爱了你一千四百六十天！」
她用沾血的手点烟：「小屁孩，两年后还这么说，我嫁你。」
深圳的创业记录仪记下我啃馒头睡天桥的夜晚。
第七百三十天，公司上市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收到短信：「债主说，该回来结婚了下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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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王景睿，十七岁这年，生活像一滩被踩烂的泥。大多数夜晚，我缩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，听着隔壁父亲震天的鼾声混合着劣质白酒的气味穿透薄薄的墙壁。那鼾声有时候会突然断掉，变成含糊的咒骂，或者，更糟一些，沉重的脚步声会挪到我的门口。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，然后就是黑影笼罩下来，带着酒气和拳头。
那些拳头落下的位置，我已经学会了预判。护住头，蜷起身，让后背和胳膊去承受。疼是具体的，火辣辣的，比数学试卷上永远解不出的函数题要实在得多。至少，疼过之后，会留下青紫的印记，证明你确实存在过，承受过。而试卷上的红叉，只意味着一种无声的否定，关于未来，关于你这个人是否还有救。
学校是暂时的避难所，虽然同样令人窒息。同学们讨论着新出的游戏，周末去哪家KTV，他们的烦恼是月考排名掉了两名，或者暗恋的对象多看了别人一眼。我穿着洗得发白、总是短一截的校服，沉默地穿过他们喧嚣的青春，像个格格不入的幽灵。学费单压在书包最里层，像一块逐渐升温的烙铁。我知道，父亲口袋里最后一个铜板，早就变成了他喉咙里烧灼的液体，或者牌桌上虚幻的筹码。他不会管，我也开不了口。
那个周五，放学铃声像救赎一样响起。我最后一个磨蹭出教室，夕阳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怪兽的利齿。我没有回家——那个所谓的家，只是一个两居室的出租屋，充斥着霉味和绝望。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，直到华灯初上，霓虹灯像妖艳的眼睛一盏盏亮起。最后，我停在一家酒吧的后门巷口。垃圾桶散发出酸腐的气味，但比起家里的味道，甚至算得上“鲜活”。墙壁上贴着一张粗糙的招聘启事，A4纸打印，被雨水打湿过，字迹模糊：“招服务生，待遇面议。”
“蓝调”酒吧。我推开了那扇沉重的、漆成黑色的铁门。
门内是另一个世界。震耳欲聋的音乐像实质的墙壁撞过来，空气里混杂着烟味、酒气、还有各种香水味，稠得化不开。灯光暧昧，旋转的光球切割出无数晃动的影子，男男女女在卡座和舞池里扭动，像一群狂欢的鬼魅。我站在门口，像个误入异域的傻瓜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
一个穿着马甲、打着领结的年轻男人皱着眉打量我：“小孩儿，走错地方了吧？我们这不卖饮料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