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走出这个位于闽南的一座小镇，走出这个总是阴雨连绵带着青苔味潮湿空气的小镇。在我初中时家里有了两个“阿母”一个是我亲妈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素色布衫；另一个是我家的细姨，旗袍的开叉总开到大腿根，描着黛青的眉，笑起来时嘴角的梨涡里像盛着蜜，连走路都带着股勾人的风。我们这里把男人找的小老婆叫细姨在我家我叫她二妈，虽然我并不喜欢这叫。
爸爸是镇上的木材商，有钱，也爱体面。虽然找细姨在我们这算不得一件体面事，但他耐不住二妈的风情万种，更何况二妈还给他生一个儿子。我见过爸爸看二妈的眼神，像饿狼盯着肥肉；在看我和妈妈时，却总带着股挥之不去的不耐烦，仿佛我们是沾在他衣服上的灰。
妈妈从不哭，也不闹。她只是默默地把西厢房收拾出来，铺上二妈爱睡的软褥，摆上她惯用的描金镜台。那天二妈进门，妈妈还亲手给她端了碗桂圆汤，笑着说“以后就是一家人了”。我躲在门后，看见二妈接过汤碗时，指甲上的蔻丹蹭了妈妈的手，妈妈像没知觉似的，转身又去厨房忙活。
夜里，我常被西厢房的笑声吵醒。二妈的声音软绵，爸爸的笑声洪亮，还有那个男娃咿咿呀呀的哭叫，混在一起，像一把刀，割得我心口发疼。妈妈就躺在我身边，背对着我，肩膀微微发抖，却始终没发出一点声音。有次我问她：“阿母，你不难过吗？”她摸了摸我的头，手上的茧子硌得我难受：“妹仔，男人嘛，有根就好。”
年三十老屋的客厅里早挂起了大红色的绒布灯笼，光映在二妈新做的水红旗袍上，艳得晃眼。爷爷靠在藤椅上抽着烟，奶奶手里剥着瓜子，眼睛却没离开过电视里的大热电视剧。二妈蜷在沙发里，嗑着松子抱怨剧情假，爷爷接话道“就是，哪有这样的媳妇”，奶奶也跟着点头，连爸爸怀里的弟弟都似懂非懂地拍着手。
我和妈妈守在灶间。我曾不止一次问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在客厅。但她从来没有回答过我总是给我塞一块吃的搪塞过去。她系着那件洗得发硬的蓝布围裙，手里的菜刀剁在砧板上，“笃笃”声撞着墙，震得人耳朵发疼。“你看，”她突然侧过头，脸上沾了点面粉，却笑得亮堂，“这么些菜，换了旁人哪做得了？你爸就爱吃我烧的红鲟，二妈也夸我炸的五香卷香。”她递来一块刚出锅的炸物，油星子烫得我指尖发麻，那股子油腻香里，混着她手上洗不掉的鱼腥味。
前厅的热闹突然断了。弟弟像条泥鳅似的从爸爸怀里滑下来，摇摇晃晃往灶间冲，嘴里含混地喊“火——玩——”。奶奶的声音尖得像针，立刻扎过来：“哎金孙哟！男孩子哪能进灶间？脏！沾了油星子，将来没出息！”爸爸几步追过来，伸手就把弟弟捞起来，语气是哄的：“咱不去那黑黢黢的地儿，外头有摔炮，带你玩去。”
妈妈手里的锅铲顿了顿，锅里的红鲟粥咕嘟冒了个泡。她赶紧探出头，脸上堆着笑，：“对呀阿强，灶间呛，快跟你爸玩去，门边的摔炮是新拆的，响得很。”她说完，转身就去揭蒸笼，蒸汽腾地冒起来，把她的脸熏得通红，眼尾的皱纹里都浸了水汽。可她没看见，爸爸抱着弟弟转身时，嘴角撇了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