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姥姥家待着的第三十七天，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开始扭曲的。
那年夏天热得离谱，蝉鸣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，整日整夜地嘶叫，仿佛要把人的神经一根根扯断。屋外的梧桐树叶子被晒得卷了边，风一吹就哗啦作响，像谁在低声念着什么咒语。我坐在堂屋的竹椅上，脚边放着一台老旧的风扇，叶片吱呀转动，吹出的风带着铁锈味。墙上的挂钟指针缓慢挪动，每走一秒都像在沙漏里挣扎。我盯着它，忽然觉得那不是普通的十二小时制——而是某种循环往复的π结构：3.14159……无限不循环，却又不断重复着相似的轨迹。
姥姥说我该在这儿住满“π12小时”，她说这是个命定的时间单位。我不懂她话里的意思，只记得她眼神恍惚地说：“你回来，就得完成这个周期。不然，魂就回不了身。”
我没多问。自从父母车祸后，我就被送到乡下，由姥姥抚养。城市的生活像一场遥远的梦，模糊得只剩下地铁站的灯光和便利店玻璃上的倒影。而这里的一切都慢得令人窒息，连呼吸都要计算节拍。
家里除了姥姥，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姓陈，是村小学的代课老师。大家都叫他“陈老师”。他戴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袖口整齐地卷到小臂中间。表面上看，他是那种最不起眼的乡村教师——批改作业、辅导学生、逢年过节给老人送点米面油。可我从第一眼见他，就觉得不对劲。
他的目光太稳了，稳得不像活人。每次我看向他，都能感觉到他在观察我，不是看脸，也不是看动作，而是像在测量我的骨骼间距、心跳频率、甚至脑电波的波动。他喜欢站在我身后，不动声色地靠近，然后突然开口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声音低得几乎贴着耳膜震动。
有一次我在厨房切西瓜，背对着他。刀锋刚落下，他就出现在我右侧，伸手接过瓜片，笑着说：“你切得太厚了，浪费。”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刚才屋里根本没有脚步声。
更奇怪的是，他房间里总传来细微的机械运转声，像是齿轮咬合，又像某种计时装置在倒数。晚上我经过他房门口，曾透过门缝看见桌上摆着一个金属模型——人体骨架缩小版，关节处泛着冷光，头颅可以拆卸，胸腔里嵌着一块电子屏，显示着跳动的数字：11:58:37。
我没敢多看，匆匆走开。但那一晚，我梦见自己躺在一张金属台上，四肢被固定，头顶悬着一把旋转的锯子，而陈老师站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，嘴里念着：“π12小时，灵魂同步率97.3%，准备剥离。”
醒来时，汗湿透了睡衣。窗外月光惨白，照在院子里的老井上，水面平静如镜，却映不出我的脸。
第二天我就决定逃。
我不想再等什么命定周期，也不想搞懂那些诡异的数字和模型。我要回城，去找社工，报警，或者随便哪个能帮我脱离这里的机构。我偷偷收拾了一个背包，塞进身份证、一点现金、充电宝和几件衣服，趁着清晨姥姥去集市买菜，悄悄推起自行车，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村道蜿蜒曲折，两旁是齐腰高的野草。我拼命蹬车，风吹得眼睛发酸。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只要赶到镇上的汽车站，就能坐大巴进城。三小时，最多四小时，我就自由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