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就在我们要穿过一道铁丝网时，突然响起了枪声——是越军的暗哨。
子弹像冰雹一样砸过来，小周猛地扑到我身上，我只觉得后背一热，再抬头时，他已经倒在了血里，手里还攥着那半块，没剥开的奶糖，糖纸被血浸成了暗红色。
我端着枪冲上去，耳边全是战友的嘶吼声和子弹的呼啸，老张喊着“卧倒”，小李的狙击枪还在响，可子弹越来越密。
直到一颗手雷，突然在我脚边炸开了，我看见老张扑过来，想把我推开，可我已经没了知觉，只记得最后听到的，是小李哼的《小白杨》，跑调了，却比任何时候都让人难受。
再睁眼时，我躺在村口的土路上，浑身是泥，脑袋疼得像要炸开。
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一个老汉拄着拐杖，蹲在我身边，用粗糙的手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：“二傻，你咋睡这儿了？不怕着凉啊？”
“二傻”——这两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针，扎进我混沌的意识里。
我想说话，想告诉他我不是二傻，我是陈砚，是侦察连的上等兵，我的编号是0738，可嘴里只能发出“啊、啊”的声音，像只被掐住喉咙的鸡。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这双手粗糙、变形，指关节肿大，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垢，手心有常年握锄头，磨出的老茧，和我那双握了三年枪、能在黑夜里，精准分解枪械的手，判若两人。
老汉把我扶起来，往我嘴里塞了块干粮——是掺了麸子的窝头，有点硬，却带着粮食的香气。
他拽着我的胳膊，就往村里走：“你这孩子，昨天跟邻村的狗抢吃的，被揍晕在这儿了吧？以后别傻愣愣的了，想吃就跟婶子大叔们说，没人会饿着你的。”
我被他拽着走，路过老槐树时，看见树身上刻着歪歪扭扭的“二傻”两个字，旁边还画了个笑脸，笔画很轻，像是用石头尖，慢慢划出来的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“二傻”是村里的守村人，父母在他五岁那年，上山采药时摔下了悬崖，再也没回来。
他跟着奶奶过，十岁那年奶奶也走了，一场高烧把脑子烧坏了，说话不利索，反应也慢，村里人可怜他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都会给他送点，村里只要有红白事宴请，都会叫上他，他也就成了槐树坡的“活符号”。
——只要看见“二傻”蹲在老槐树下，就知道今天村里太平。而我，陈砚，那个本该被追认为烈士、刻在烈士陵园纪念碑上的侦察兵，竟然以这样一种荒唐的方式，活在了这个我，只住过一晚的村子里。
最初的日子，我活在无尽的混乱和痛苦里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梦见老山的雨，梦见小周，倒在我面前的样子，梦见老张，最后喊我的声音，梦见小李没唱完的《小白杨》。
我想去找我的部队，想告诉他们，我的战友们牺牲的地方——在老山北坡的三道弯，那里有块大青石，我们就是在那附近遭遇伏击的。
想把小周没吃完的奶糖，带给他的家人，想告诉他们，小周是个勇敢的战士。
想把老张的消息，带给她的女儿，告诉她，她的爸爸是个真正的英雄。
可我连完整的句子，都说不出来，连村口到村西头的路，都认不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