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痛得像是被一柄钝斧劈开，又像是有一万只鼓手在脑髓里疯狂擂动。然而，与之形成诡异对比的是，我的“意识”本身，却轻飘飘的，无处着力，仿佛一团被吹散的蒲公英，悬浮在虚空中。我费力地想要睁开眼，或者说，启动某种感知——因为我感觉不到眼皮的存在。视野（如果这漂浮的感知能称为视野的话）里，是一片熟悉的、带着细微裂纹的米白色天花板。我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，熟悉到能数出裂纹的走向。
可下一秒，一种冰冷的、彻骨的诡异感便沿着不存在的脊柱窜了上来。
视角不对。太高了。
我不是躺在枕头上仰视天花板，而是……近乎俯视着它，以及整个房间。我试图“转头”，却感觉不到脖颈的转动，整个“我”就像一团被无形绳索拴在天花板角落里的雾气，或者一个失控的、漂浮在房间顶部的摄像头，轻得没有一丝重量，也重得无法挪动分毫。恐慌如同冰水，瞬间淹没了我的意识核心。我拼命挣扎，想象着“坐起来”、“挥舞手臂”、“大喊”这些动作，但所有的神经冲动都石沉大海，没有激起半点涟漪。只有纯粹的、无助的“意识”在徒劳地翻滚，像一个被困在透明琥珀里的飞虫。
然后，声音闯了进来。
不是通过耳膜，更像是直接在我思维的空腔里共振。是那种带着点沙哑，又有点戏谑的老太太的嗓音，异常耳熟，熟到让我这团意识都为之震颤。
“……瞅瞅，又翻身了，跟那煎锅上的烙饼似的，没个消停。我说什么来着，睡相随根儿，他妈小时候就这样，四仰八叉，能把炕上的笤帚都踹下去。”
另一个声音，相对温和些，但点评起来同样毫不留情：“可不是嘛，姐，你看他刚才咂摸嘴那样，喉结还一动一动的，准是梦里又遇见啥好吃的了，指不定是红烧肉还是炸带鱼。哎呦，这枕头都快给他拱到地上去了，这孩子，睡觉也不安生。”
是姥姥和奶奶！
我的“视线”——如果这漂浮的、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感知能算视线的话——艰难地、或者说，不由自主地向下移动。借着窗外透进来的、城市永不熄灭的暧昧夜光（路灯、广告牌、邻楼的灯火混合成的灰橙色光晕），我看见了。
在我的床上，那个我睡了快十年的、弹簧已经开始抗议的单人床上，一个身影正裹着那条浅蓝色格子被子，不安地蠕动着。那是我。李哲。三十岁，碌碌无为，此刻脸色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有些苍白，眉头紧锁，形成一个深刻的“川”字，嘴唇无声地翕动，确实是一副睡得像条离水的鱼，还是翻不了身的那种咸鱼的狼狈相。
而就在床边，那张我上个月才咬牙买回来的、号称能躺三个人的、米白色绒布小沙发上，坐着两个人。
两个绝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不应该出现在任何现实维度的人。
左边那个，盘着几十年如一日的、一丝不苟的发髻，穿着那件我熟悉到灵魂里的、洗得发白甚至边缘有些起毛的藏蓝色对襟褂子，是因肺病走了整整两年的姥姥。她的背微微佝偻着，但眼神依旧锐利。右边那个，短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像秋天收割后的麦茬，套着那件印着淡紫色小花的薄棉袄，那是奶奶最家常的打扮，她是七年前那个冬天，睡着后再没醒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