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深圳的日子，像上了发条。住最便宜的城中村，吃最快速的盒饭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从流水线到仓库，从销售到跟单，什么都干。像一块贪婪的海绵，吸收着一切能学到的东西。应酬，陪笑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在深夜无人的街头吐得昏天暗地。累极了的时候，就拿出钱包，看看那枚硬币。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提醒着我出发的理由。
起初，还和林薇有断断续续的联系。通过几次电话，信号总是不好，她的声音时断时续，带着校园里特有的无忧无虑。她问我深圳怎么样，累不累，什么时候回去。我总是说，挺好，不累，快了。
后来，信也写得少了。不是不想写，而是不知道写什么。我的世界充满了价格、订单、客户、竞争，这些琐碎而现实的东西，与她的校园生活格格不入。
我能感觉到，我们之间，横亘着的不仅是地理的距离，还有一种日益扩大的、无声的鸿沟。
再后来，听说她毕业了，申请到了美国纽约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，要出国深造了。
消息是周雨告诉我的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。我握着电话，良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挺好的，替我跟她说声恭喜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把自己关在刚刚租下的、还算像样的公寓里，喝光了一整瓶白酒。醉意朦胧中，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站在樱花树下的女孩，她转过身，越走越远，身影模糊在太平洋的彼岸。
她出国前，给我寄了一个包裹。里面是一些带不走的书和杂物，还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只有简短的几句话，祝我前程似锦。没有留下新的联系方式。
我明白，这是她体面的告别。我把那张字条看了无数遍，然后连同那个包裹，一起封存在了一个纸箱里。唯有那枚硬币，依旧留在我的钱包里。
在深圳摸爬滚打了五年，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。我敏锐地感觉到，互联网的风口正在形成。于是，我带着全部身家，回到了杭州——这个移动互联网即将腾飞的城市。租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，招了最初的两个员工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创业。
那些年，真是拿命在拼。见过凌晨四点杭州的每一个样子，经历过资金链断裂、发不出工资的绝望，也品尝过产品上线、用户量暴涨的狂喜。
我把公司当成了家，把工作当成了全部。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有人劝我，陈总，别太拼了，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。我总是笑笑，说公司还没稳定，不急。
是真的不急吗？或许只是，心里那个位置，早已被记忆里的一个人占据，被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填满，再容不下其他了。
公司终于走上正轨，融资，扩张，上市。我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，年轻有为的陈总。住在钱塘江边的大平层，开着名贵的车，出入各种光鲜的场合。可是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某些深夜里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和孤独，是无法用物质填满的。
林薇寄来的明信片，我都收着，放在书房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。不多，寥寥几张。从自由女神像，到中央公园的秋叶，到大都会博物馆的玻璃穹顶。她从不写长篇大论，只是简单的问候。最后一张，是从纽约一个不知名的小咖啡馆寄出的，背面是咖啡馆局促却温馨的内景。明信片的背面，她用熟悉的笔迹写着一行小字，就在自由女神像图案的背面：“你那里下雨了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