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苏晓，今年二十八岁。此刻正蜷缩在出租屋飘窗前那张磨得有些起球的米色地毯上，膝盖抵着胸口，将自己缩成了一个小小的团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沉透，只有楼下那家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暖黄的灯，光线像一块融化的黄油，软软地铺在积了薄尘的柏油路上，勉强驱散了秋夜的冷意。
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里的离婚协议书，A4纸边缘被打印店的裁刀修得齐整，却还是硌得指腹发紧。油墨的气味混着窗外飘进来的、便利店关东煮的微弱香气，在鼻尖缠绕成一团模糊的线，猛地就拽回了十五岁的那个傍晚。
那天也是这样的微凉天气，校门口的老槐树落了满地碎金似的叶子。我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，刚走出校门就看见我爸——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劳动布外套，正靠在那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旁抽烟。看见我，他赶紧把烟蒂摁在鞋底熄灭，用袖子蹭了蹭车后座的灰，又从车筐里拎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两层的烤红薯，递到我手里：“刚在巷口买的，还热乎，快拿着暖手。”
我记得那天的红薯特别甜，糖汁都渗到了纸袋子上，黏糊糊地沾在指尖。我坐在自行车后座，双手环着我爸的腰，脸贴在他带着烟草味的外套上，听着车轮碾过落叶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他偶尔哼起的、跑了调的老歌。那时总觉得，二八大杠的车轮能载着我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远到能躲开所有烦恼，可没想到，十几年后，我会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出租屋里，攥着一张薄薄的纸，忽然就红了眼眶。
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老城区的平房里，红砖墙爬着绿油油的爬山虎，院子角落种着几株指甲花，一到夏天就开得热热闹闹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，暑气渐渐散去，我妈就会搬出那张掉了点漆的木质小方桌，稳稳地放在院子中央的梧桐树下。
她系着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，在厨房和院子间来回穿梭，不多时，一盘热气腾腾的西红柿炒鸡蛋就端上了桌——金黄的蛋液裹着酸甜的番茄汁，油亮亮的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；紧接着是凉拌黄瓜，脆生生的黄瓜条淋上香油和香醋，撒上少许蒜末，清爽又开胃。
我爸则搬来小马扎，从柜子里拿出冰镇啤酒，“啵”地一声拉开拉环，泡沫滋滋地冒出来。他一边小口啜着啤酒，一边笑着问我学校里的趣事：“今天上课有没有调皮？老师夸你了吗？”我趴在桌边，嘴里塞着喷香的米饭，叽叽喳喳地讲着课堂上的小插曲，讲和同学间的打闹，讲黑板上还没解出来的数学题。
晚风轻轻吹过，梧桐叶沙沙作响，蝉鸣声渐渐变得温柔。我那时候总觉得，日子会一直这么甜，像我妈每天早上给我冲的麦乳精——开水冲开后冒着暖暖的热气，乳白色的液体里飘着淡淡的奶香，抿一口，甜丝丝的暖意从舌尖一直流到心里，安稳又踏实，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停驻。
我爸是工厂里的技术工，手特别巧，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能用铁皮给我做个小火车，刷上红油漆，比商店里买的还好看。我妈在社区超市当收银员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她说：“咱们家不求大富大贵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比啥都强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