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的津海，秋老虎把整座城市烤得像个蒸笼。南开区向阳街的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，自行车轮碾过，会留下一道浅浅的辙印，没多久又被后面的车轮盖掉。街边的梧桐树枝桠耷拉着，叶子上蒙着一层灰，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，混着录像厅里传来的港台歌曲、卖西瓜的小贩的吆喝声，还有自行车铃铛的“叮铃铃”声，搅成一锅热烘烘的粥，透着股改革开放初期特有的、乱糟糟却又生机勃勃的劲儿。
杨长生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挎包，站在向阳派出所门口，额头上沁出一层薄汗。他刚从南方某军区转业，身上还穿着那套旧军装——的确良的面料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肩上的军衔肩章已经摘掉，只留下两个淡淡的印子。挎包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：退伍证、转业介绍信、几件换洗衣物，还有一张大学毕业时和初恋苏婉的合影，照片边缘已经卷了角。
派出所是栋两层的红砖小楼，墙皮掉了大半，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，像老人脸上斑驳的皱纹。门楣上挂着块木牌，写着“津海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向阳派出所”，油漆剥落，“阳”字的右边少了一捺，还是用红漆补了一笔，歪歪扭扭的。门口的台阶上，蹲着两个民警，正就着一搪瓷缸子浓茶抽烟，看见杨长生这身旧军装，眼神里没什么温度，扫了一眼就挪开了。
“同志，请问户籍室在哪？”杨长生走上前，声音还带着部队里练出来的硬朗，却刻意放低了些。他今年二十四岁，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，本该去中学当老师，可他偏要去部队，一待就是五年，从排长做到副连长，立过一次三等功，也挨过处分——因为替手下的兵顶撞了上级。现在转业回地方，分配到这个派出所当民警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有对部队的不舍，也有对未来的茫然。
其中一个矮胖民警吐了个烟圈，下巴朝楼里抬了抬：“进去左转，找王户籍。哎，你是新来的转业兵？”
“是，我叫杨长生。”
“哦，杨长生，”矮胖民警点点头，没再多问，继续跟旁边的瘦高个唠嗑，“刚才幸福里那拆迁的又闹起来了，李哥带着俩兄弟去了，估计得把人带回来……”
“幸福里拆迁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又闹？”瘦高个民警问。
“还能为啥？开发商给的补偿款太低，那几家钉子户不乐意，昨天堵了开发商的门，今天又跟拆迁队干起来了。街道办李主任刚才还打电话来，让咱们所赶紧处理，别出乱子。”
杨长生没再搭话，背着挎包进了楼。楼道里光线昏暗，墙上贴满了“严厉打击刑事犯罪”“坚决拥护改革开放”的标语，纸都发黄了，边角卷着。地上堆着几个煤球筐，还有一辆掉了链子的自行车，空气里飘着煤烟味、油墨味和汗水味混合的怪味，呛得他咳嗽了两声。
左转到户籍室，敲了敲门。
“进。”里面传来个女声，脆生生的。
推开门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后，正低头填表格。她留着齐耳短发，戴个黑框眼镜，脸上有点雀斑，穿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，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半截结实的胳膊。看见杨长生，她推了推眼镜，抬头笑了笑：“你好，办什么业务？”
“我是新来的民警，杨长生，来报到。”他递过转业介绍信和退伍证。
女人接过证件，看了两眼，眼睛亮了亮：“哦，杨长生！王所刚才还在念叨你呢，说今天有个转业兵来报到。我叫王秀兰，负责户籍，你叫我王姐就行。”她起身给杨长生倒了杯热水，搪瓷缸子上印着“劳动模范”四个字，掉了块瓷。“刚转业回来？部队待了几年？”
“五年，在南方军区。”杨长生接过水杯，指尖碰到温热的缸子，心里稍微踏实了点。
“不容易，年纪轻轻的，大学生当兵，还是干部转业，肯定能干！”王秀兰笑着说，“咱们所不大，二十来号人，管着向阳街、二马路、幸福里三个片区，事儿杂，都是家长里短的活儿——张家丢了只鸡，李家夫妻吵架，王家孩子不上学，都得来找我们。跟部队不一样，你得慢慢适应，别太较真，也别太松劲。”
正说着，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男人的骂骂咧咧。王秀兰皱了皱眉：“得，李哥把人带回来了。你跟我去见王所吧，他在楼上办公室，正好让他给你安排工作。”
跟着王秀兰上了二楼，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靠在椅背上抽烟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。他脸膛黝黑，额头上有道三寸长的疤，听说是年轻时抓小偷被砍的，眼神很锐利，像鹰隼一样，正是派出所所长王建军。
“王所，杨长生来了。”王秀兰说。
王建军上下打量了杨长生一番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：“坐。转业证和介绍信给我看看。”
杨长生把证件递过去。王建军翻了翻，目光在“燕京大学历史系”几个字上停了一下，又看了看他：“大学生兵，还是干部转业，怎么想到来派出所？”
“服从分配。”杨长生说得简洁。他其实可以托大学老师找个更好的单位，比如去区委办公室当秘书，可他不想靠关系，觉得部队出来的，在哪都能干活。
王建军笑了笑，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：“服从分配好，踏实。咱们向阳所，是南开区最老的所之一，辖区乱，事儿多，没什么大案子，但小纠纷天天有。你刚从部队回来，性子可能比较直，得改改。这样，你先跟着老周熟悉工作，他是幸福里片区的片警，老民警了，你多跟他学，别瞎逞能。”
“是，谢谢王所。”杨长生起身敬礼，动作标准利落，引得王建军又笑了笑：“行了，在地方不用来这个，踏实干活比啥都强。”
正说着，楼下的吵闹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拍桌子。王建军脸色一沉：“这又是怎么了？走，下去看看。”
下楼到了值班室，里面已经挤满了人。三个民警正按着两个中年男人，那两个男人鼻青脸肿，一个穿件破背心，露出黝黑的胳膊，上面有几道抓痕；另一个穿件格子衬衫，扣子掉了两颗，头发乱得像鸡窝。两人还在互相骂：“你个狗日的，敢打老子！”“谁让你推我媳妇的？老子今天非弄死你！”
旁边站着个女人，三十多岁，怀里抱着个小孩，小孩吓得哇哇哭，女人也在抹眼泪：“民警同志，你们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拆迁队的人推我，我男人跟他们理论，他们就动手打人……”
“放屁！是你们先堵门的！”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吼道，他身边跟着两个年轻人，手里拿着铁锹，应该是拆迁队的。
“都闭嘴！”王建军吼了一声，值班室瞬间安静下来。他走到两个中年男人面前，沉声道：“李二柱，张建国，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派出所是你们家？上周刚因为打架进来做笔录，这周又来？”
叫李二柱的破背心男人梗着脖子：“王所，这次不怪我们！是拆迁队的先动手，他们推我媳妇，还骂我是钉子户，我能不跟他们急吗？”
张建国也跟着嚷嚷：“就是！开发商给的补偿款太低，一间平房才给五千块，我们搬到郊区都不够买个小房子，这不是逼死人吗？”
穿黑色夹克的男人上前一步，掏出烟递给王建军：“王所，我是宏达开发公司的，我叫刘勇。这事儿真不怪我们，我们是按合同办事，街道办都批了的，可他们就是不搬，还堵我们的工地大门，影响我们施工。”
王建军没接烟，把烟推了回去：“刘勇，补偿款的事儿，你们跟居民谈妥了再动工，别动不动就动手。还有你们俩，”他指着李二柱和张建国，“有话好好说，打架解决不了问题，再闹，就按治安条例拘留你们！”
李二柱急了：“王所，我们不是故意闹，是真没办法啊！我家那房子，是我爷爷传下来的，住了三代人，现在说拆就拆，给那点钱，我们去哪住？街道办李主任根本不管我们，还帮着开发商说话，你们是不是都收了好处？”
这话一出，值班室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王建军的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，刚要说话，杨长生站在旁边，忽然开口：“王所，我刚才在门口听那两位同志说，幸福里的拆迁补偿款是五千块一间平房？”
王建军愣了一下，转头看他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“我上周回津海的时候，路过红桥区，那边的拆迁补偿款，一间平房最少给八千块，而且还安排过渡房。”杨长生说，“幸福里和红桥区都是老城区，房子面积差不多，补偿款怎么差这么多？”
刘勇的脸色变了变，赶紧说：“不一样不一样，红桥区是市中心，幸福里是郊区边缘，地段不一样，补偿款肯定不一样。”
“可幸福里离二马路地铁站只有两站地，离向阳街菜市场也近，怎么就是郊区边缘了？”杨长生追问。他在部队的时候，负责过营区周边的征地工作，对补偿款的标准多少有点了解，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
刘勇被问得哑口无言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王建军看了杨长生一眼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审视，又看向刘勇：“刘勇，他说的是真的？红桥区的补偿款是八千？”
“这……我不太清楚，都是公司定的标准，我只是负责现场施工……”刘勇支支吾吾地说。
“不清楚就回去问清楚！”王建军吼道，“今天这事儿，先这样，你们拆迁队暂停施工，跟居民好好谈补偿款的事儿，谈不妥别动工。李二柱、张建国，你们也别闹了，明天去街道办，跟李主任反映情况，要是街道办不管，再来找我。”
说完，他挥了挥手：“都散了！刘勇，你留下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刘勇脸色难看地留下了，其他人都陆续走了。李二柱和张建国路过杨长生身边时，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同志，谢谢你啊！”
杨长生笑了笑：“没事，应该的。”
值班室里只剩下王建军、刘勇和杨长生三个人。王建军让杨长生先出去，杨长生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王建军问刘勇：“说，补偿款到底是多少？是不是你们公司和街道办的人串通好了，把补偿款压下来了？”
杨长生没再听下去，轻轻带上了门。他靠在走廊的墙上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他原本以为，派出所的工作就是处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可现在看来，这些小事背后，都藏着不简单的门道。
“行啊，小伙子，刚来就敢说话，不怕得罪人？”王秀兰走过来，笑着说。
“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欺负人了。”杨长生说。
“你啊，还是太年轻。”王秀兰叹了口气，“幸福里的拆迁，牵扯到开发商和街道办，水很深，不是咱们一个小民警能管的。刚才你那话，虽然说的是实话，可刘勇肯定记恨你，以后你在幸福里片区工作，怕是要吃亏。”
杨长生皱了皱眉：“难道就看着他们欺负老百姓？”
“不是不看，是得讲究方法。”王秀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慢慢学吧，官场和部队不一样，不是光有勇气就行的。对了，老周今天请假，下午你跟我去幸福里片区转转，熟悉熟悉环境。”
“好。”杨长生点点头。
中午，杨长生在派出所食堂吃了饭。食堂是间小屋子，摆着四张桌子，桌面油腻腻的。午饭是玉米面窝头、炒白菜和一碗鸡蛋汤，味道一般，但杨长生吃得很香，在部队的时候，比这差的饭他都吃过。
吃饭的时候，他又遇到了早上门口的那个矮胖民警，他叫李刚，是治安组的组长。李刚坐在他对面，一边啃窝头一边说：“杨长生是吧？刚才幸福里那事儿，你胆子挺大啊，敢跟刘勇叫板。”
“我就是随口问问。”杨长生说。
“随口问问？你知道刘勇是谁吗？他姐夫是区建委的副主任，跟街道办李主任是拜把子兄弟，咱们所都得给他们点面子。”李刚撇了撇嘴，“你刚来，不懂这里的规矩，以后少管这种事，免得惹祸上身。”
杨长生没说话，心里却不服气。他在部队里，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仗势欺人的人，不管到了哪里，他都不想改这个脾气。
下午两点多，王秀兰带着杨长生去幸福里片区。幸福里是片老居民区，全是低矮的平房，巷子很窄，两个人并排走都得侧着身子。巷子里堆着各种杂物，有破家具、煤球筐、腌菜缸，还有小孩的尿布，风一吹，味道有点难闻。
王秀兰一边走一边介绍：“幸福里有三百多户人家，大多是工人和农民，收入不高，脾气都挺倔。这次拆迁，开发商是宏达公司，老板是津海有名的暴发户，跟区里的关系很硬，所以补偿款给得低，居民们都不乐意，这才闹了起来。”
“那街道办不管吗？”杨长生问。
“街道办李主任，跟宏达公司的老板是朋友，收了人家的好处，肯定帮着开发商说话。”王秀兰压低声音说，“上次有居民去街道办上访，李主任直接让保安把人赶出来了。”
杨长生皱了皱眉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
他们走到幸福里的中心巷，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，议论纷纷。走近一看，是一间平房的墙上，用红漆写着“坚决不搬”四个大字，旁边还画了个大大的叉。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个小板凳，像是在守着房子。
“这是张奶奶家，她儿子就是早上的张建国。”王秀兰说，“张奶奶今年七十多了，身体不好，这房子是她老伴留下的，她死活不肯搬。”
杨长生走到张奶奶身边，蹲下来：“张奶奶，天这么热，您怎么坐在门口？中暑了怎么办？”
张奶奶抬头看了看他，认出他是早上派出所的民警，叹了口气：“同志，我不坐在这，他们就把我的房子拆了。我老头子走的时候，就给我留了这房子，我要是搬了，怎么对得起他啊？”
“张奶奶，您别担心，拆迁队今天不会来了，您先回屋歇着，等明天我们跟街道办反映情况，肯定会给您一个说法。”杨长生说。
“反映情况？有用吗？”张奶奶摇摇头，“我们找了多少次了，没人管我们。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欺负我们老百姓……”
杨长生心里一阵发酸，刚想再说点什么，裤兜里的传呼机突然响了，“滴滴”两声，很刺耳。他掏出来看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留言是：“我是苏婉，在津海火车站，接我。”
苏婉。
杨长生的心里猛地一跳。他和苏婉是大学同学，也是初恋，大学毕业时，他去了部队，苏婉回了粤州老家，之后就断了联系。他以为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，没想到她会突然来津海。
“怎么了？”王秀兰问。
“没什么，一个老同学来了，让我去火车站接她。”杨长生说，心里却翻起了浪。
“那你赶紧去吧，这里我盯着。”王秀兰说，“对了，晚上所里有个会，你别忘了回来参加。”
“好。”杨长生点点头，起身往巷口走。
他走到巷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张奶奶的房子，那四个红漆大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。他又想起了早上刘勇的嚣张，李主任的不作为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，不能让老百姓受欺负。
他骑着派出所的自行车，往火车站赶。路上的风很热，吹在脸上，像火烤一样。他心里既激动又忐忑——激动的是能见到苏婉，忐忑的是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来津海，也不知道他们见面会是什么样子。
他不知道，这个突然出现的初恋，会成为他未来官路上最坚实的后盾；他更不知道，幸福里的拆迁纠纷，只是他踏入权力漩涡的第一步。从这个炎热的下午开始，他的人生，将和这座城市的命运，紧紧地绑在一起。
自行车在柏油路上飞驰，杨长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想起了在部队时，首长对他说的话：“不管到了哪里，都要记住，你是个军人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老百姓。”
他握紧了车把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津海，这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，将是他新的战场。他要在这里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哪怕前路布满荆棘，哪怕背后暗流涌动，他也绝不退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