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零年十月，北上的绿皮火车喷吐着浓烟，像一条疲惫的铁龙，喘息着穿行在逐渐荒凉的山野间。
车厢里，李明远靠着窗，看着外面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逐渐被起伏的山峦取代。他才十八岁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在这个年代显得过于知识分子的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。
“同志，你是去大兴安岭的吧？”对面一位四十多岁、干部模样的人问道。
李明远点点头：“去新林区，红旗林场。”
“好地方啊！祖国的绿色宝库！”干部热情地说，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大有作为！你是哪个学校的？”
“北京四中。”李明远轻声回答。
“哟，高材生啊！”干部更加热情了，“怎么想着来林区了？听说你们学校的多数去了兵团和农场。”
李明远推了推眼镜，没有回答真正的原因——他是因为私下写小说被批评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，为了“改造思想”而被“鼓励”报名来了最艰苦的林区。
事实上，他是自愿的。在得知自己可能被发配到西北沙漠时，他主动要求来大兴安岭。没人知道，他口袋里揣着一本快翻烂的《森林报》，作者维·比安基的文字早已在他心中种下对森林的向往。
三天后，卡车在一条泥泞的道路尽头停下。司机指着前方：“到了，红旗林场。顺着这条路走二里地就是场部。”
十月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李明远背着自己简单的行李——一床被子，几件衣服，和一包偷偷带来的书和稿纸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那片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建筑群。
林场党支部书记老魏是个东北汉子，脸上刻着常年林区生活的风霜，但眼神明亮而锐利。他看了看介绍信，又看了看李明远单薄的身板和金丝眼镜，眉头微皱。
“北京来的高中生？咱们这苦得很，不是读书写字的地方。”
“我能吃苦。”李明远说，声音不大但坚定。
老魏打量他片刻，最终点点头：“成，先去宿舍安顿。明天跟着采伐队上山体验体验。”
宿舍是简陋的木刻楞房，一排大通铺能睡十几个人。李明远被安排在靠门的位置，这是最冷的地方，但他没说什么，默默铺好自己的被褥。
同屋的知青来自天南地北，有上海的王海斌，天津的赵卫东，哈尔滨的孙建国。大家互相认识后，注意力很快集中到李明远带来的那包书上。
“哟，这么多书！你小子真是知识分子啊！”赵卫东翻着书，夸张地说。
王海斌抽出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眼睛一亮：“这书能借我看吗？早就想看了！”
李明远点点头，下意识地把那本厚厚的稿纸往被子底下塞了塞。那是他正在写的小说稿，题为《林海深处》，讲述一个青年在森林中的冒险故事。在这个文化饥荒的年代，写作几乎成了一种奢侈甚至危险的爱好。
第二天凌晨四点，哨声刺破了黎明前的黑暗。
采伐队的张队长是个粗壮的东北汉子，脸上有一道伐木时被树枝划伤的疤痕。他带着十几个知青深入森林，分配工具，讲解安全事项。
“伐木不是蛮干，要讲技巧！”张队长示范着锯子的使用方法，“注意树倒的方向，喊山时要大声，让周围人都听见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