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仍记得茜杉第一次教我认蒲公英的那个午后。
那是1998年的初夏，我们八岁，在村后小河边的青石桥上相遇。她蹲在桥墩旁，小心翼翼地掐下一朵毛茸茸的黄花，递到我面前。
“这叫蒲公英，吹一口，愿望就能飞上天。”她神秘兮兮地说到，眼睛亮得像刚被河水洗过的星星。
我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，白色绒球四散开来，像无数个小伞兵在空中飘摇。茜杉咯咯地笑着，两条小辫子随着肩膀一起抖动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女孩和这种野草，会缠绕我往后二十年的人生。
“凌心！你又欺负茜杉了？”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桥那头传来。羲弥挎着竹篮站在那里，篮子里装满了刚采的野菜。她比我们大两岁，总是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
“我才没有，我们在许愿呢！”我争辩道。
羲弥走过来，也从地上摘下一朵蒲公英，轻轻一吹说：“我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。”
那年夏天的风很轻，河水的味道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，成了我记忆里再也复刻不出的香气。
我们三家住在同一条巷子里。凌家、茜家和羲家，从东到西依次排开，像三个牢牢系在一起的绳结。
我父亲是村里小学教师，茜杉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她与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；羲弥家开着村里唯一的小卖部，家境最为宽裕。
童年的日子慢得像蜗牛爬行。我们在河边抓鱼，在麦田里追逐，在老树下分享偷偷带来的糖果。
茜杉总是安静的那个，她喜欢收集各种野花野草，夹在书本里做成标本。
羲弥则活泼外向，是我们三人中的“头领”，决定每天玩什么、去哪里。
2001年，我们十一岁。那个夏天格外炎热，干旱让土地裂开一道道口子。村里老人说这是不祥之兆。
一天傍晚，我们照例在青石桥见面。茜杉迟迟未到，羲弥不耐烦地踢着石子说：“她肯定又被她妈关在家里干活了。”
当茜杉终于出现时，我们看见她眼睛红肿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朵早已蔫掉的蒲公英。
“妈妈病重了，医生说要去省城医院。”她哽咽着说，“爸爸明天回来接我们。”
桥下的河水突然变得沉默。那时我们还不懂省城医院意味着什么，但从茜杉的表情中，我们隐约感觉到不安。
“你会回来的吧？”我不安地问道。
茜杉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落。羲弥一把抱住她：“不怕，我们等你回来。”
茜杉离开的那天，我和羲弥跑到村口送行。她从车窗探出头来，手里举着一朵蒲公英，用力一吹，白色绒毛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艰难地飘散。
三个月后，茜杉回来了，臂上戴着黑纱。她母亲没能从医院回来。从那以后，茜杉变得越发沉默，常常一个人坐在河边发呆。我和羲弥想尽办法逗她开心，但那个夏天似乎带走了她所有的笑声。
2004年，我们考上镇里的初中，需要每天走五里路去上学。茜杉的父亲不再外出打工，而是在附近工地找活干，为了方便照顾女儿。羲弥家买了摩托车，她父亲偶尔会接送我们，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三人还是一起步行上学。
青春期的到来悄然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开始注意到茜杉苍白而精致的面庞，注意到她低头时颈后细软的绒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