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铜镜成了我和嬴政之间最亲密的“信使”。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通过铜镜聊天，有时候是他问我治国的策略，有时候是我给他讲未来的历史和科技，有时候甚至会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——比如他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，我最近写了什么故事。
嬴政也确实按照我说的，开始逐步调整政策。他下令减轻赋税，将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，还废除了连坐法，放宽了对百姓的刑法。对于六国旧贵族，他不再一味地打压，而是选拔了一些有才能的旧贵族担任官职，让他们为秦朝效力。
这些政策推行后，秦国的百姓生活渐渐好了起来，怨言也少了很多。甚至有一次，嬴政还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去咸阳城外的村庄视察，看到百姓们都在田里辛勤耕种，脸上带着笑容，还主动向他行礼，这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。
“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嬴政看着我，语气里满是感激，“若不是你，寡人恐怕还在沿用以前的严苛政策，百姓也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。”
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”我笑着说，“是你肯听我的建议，肯改变自己的治国方式，才让秦国变得越来越好。”
当然，我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比如在对待儒家学派的问题上，我们就产生了分歧。嬴政认为儒家学派的“仁政”思想太过迂腐，不适合秦国的国情，而我则告诉他，儒家思想里也有很多有用的东西，比如“礼”和“仁”，可以用来教化百姓，让他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