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五年，秋老虎赖在江南不走，临水县的河道却已浸了层凉意。
乌篷船破开浑浊的水面，船头的“临水”二字木牌被水汽浸得发黑。苏砚坐在船尾，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行李箱的铜锁，锁面上的花纹是她在法国学解剖学时刻的——一把手术刀斜斜挑着橄榄枝，此刻在斑驳的阳光下，倒像沾了层河底的淤泥。
“姑娘是从外头回来的？”撑船的老艄公调转竹篙，斗笠下的脸沟壑纵横，“看这打扮，是留洋了？”
苏砚收回手，目光越过艄公的肩膀，落在远处灰蒙蒙的岸线。临水县的轮廓在水汽里若隐若现，青灰色的瓦檐连绵成片，像一头趴在水边的老兽。她嗯了一声，声音被风吹得散：“回家看看。”
老艄公嘿嘿笑了两声，竹篙在船舷上磕出闷响：“回来好，回来好。就是这阵子不太平，黑鱼村那边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往水里啐了口唾沫，“邪乎得很。”
苏砚没接话。她知道临水县的“不太平”。半年前接到父亲苏明远“意外身故”的电报时，电报局的人就在电话里支支吾吾，说什么“苏县长是触怒了青冈山的山神，被索了命去”。那时她正在巴黎的法医实验室里，手里捏着的镊子差点夹不住切片——她的父亲，那个教她读《天工开物》、说“鬼神之说都是糊弄人的”的前县长，怎么会和“山神索命”扯上关系？
船慢慢靠岸，码头上的青石板被踩得溜光，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避着水洼走，吆喝声里混着河腥气。苏砚付了船钱，拎着行李箱踏上码头，皮鞋跟敲在石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
她穿着一身米白色的西式连衣裙，领口系着同色丝巾，头发用一支银簪绾在脑后，与周围穿蓝布短褂、扎裤脚的行人格格不入。有个梳双丫髻的小姑娘盯着她的行李箱看，被母亲一把拽走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别乱看，是外乡人……”
苏砚攥紧了行李箱的把手。这里是她的家乡，却陌生得像从未踏足过。
沿着码头往城里走，穿过刻着“临水”二字的石拱门，就到了主街。街两旁的铺子大多挂着褪色的幌子，药铺的“济世堂”、布庄的“锦绣坊”，还有一家茶馆，门楣上歪歪扭扭写着“听风楼”，里头传出的说书声混着茶碗碰撞的脆响，飘得老远。
“要说那黑鱼村的水猴子，那可是有讲究的！”说书先生拍着醒木，声音陡然拔高，“脑袋像猴，身子像鱼，专拖河边戏水的娃！前儿个李家的小三子，就这么在河边玩着玩着，扑通一声——没影了！三天后浮上来，脚踝上一圈紫印子，那就是水猴子的爪印！”
茶馆里一片抽气声。苏砚停下脚步，透过半开的窗棂往里看，只见满堂茶客都伸长了脖子，脸上又怕又馋，像一群等着听下回分解的饿狼。
“那后来呢？”有人急着问，“就没人管管？”
“管？怎么管？”说书先生端起茶碗呷了一口，眯着眼笑，“族长说了，是今年的祭祀不诚心，水猴子饿极了才上岸。这两天正准备选个童男童女，给河神送去呢……”
苏砚的眉头拧了起来。童男童女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这套？
她正想转身离开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有人撞了她的胳膊肘，行李箱“哐当”一声磕在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