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八年的三月，川南的小山村尚在春寒料峭中苏醒。薄雾像轻纱一般缠绕在山腰间，晨曦透过云层的缝隙，为这片土地抹上一层淡金。远处山峦叠嶂，近处梯田层叠，刚冒头的秧苗沾着露水，在微风中轻轻颤动。
天刚蒙蒙亮，周桂芳就已经起床忙活了。她今年三十四岁，岁月的风霜早已在她脸上刻下痕迹，双手粗糙有力，那是长年劳作留下的印记。她麻利地生火做饭，稀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蒸汽氤氲中，她的身影在土坯墙上来回晃动。
“建国，起床了！”她朝里屋喊道，“吃完早饭跟妈去粮仓推谷种。”
十二岁的赵建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，就已经在摸索那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褂子。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，皮肤黝黑，眼睛明亮有神，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
饭后，母子二人踏着露水出了门。周桂芳推着鸡公车，木轮在土路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，这声音在山间的清晨格外清晰，惊起了路边树上的几只麻雀。
“今年粮仓给的谷种多，有四百多斤呢。”周桂芳对儿子说，语气中既有喜悦也有担忧，“希望今年风调雨顺，能有个好收成。”
赵建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眼睛却不住地四处张望。春天的山村生机勃勃，路边野花星星点点，远处有牧童牵着水牛慢悠悠地走过田埂。这一切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，他生于斯长于斯，从未离开过这个小山村。
到了粮仓，工作人员已经忙碌起来。那年头，正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，各村各寨都在搞生产竞赛。粮仓管理员老李看见周桂芳，笑着打招呼：“桂芳嫂子，这么早就来了？你们家可是分得最多的，三队就指望你们带头了！”
周桂芳抹了把额上的汗，笑道：“大家齐心协力，肯定能超额完成任务。”
四百多斤的谷种被稳稳地装在鸡公车上，用麻绳捆了好几道。周桂芳双手握住车把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发力，鸡公车应声而起。赵建国则在车后使劲推着，小脸憋得通红。
回去的路比来时艰难多了。鸡公车吱呀作响，仿佛随时都会散架。山路崎岖不平，时而还要爬坡。每到上坡处，母子二人就得拼尽全力，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周桂芳的手臂青筋暴起，汗水沿着她的鬓角滑落，在粗布衣服上浸出深色的痕迹。
“妈，歇会儿吧。”赵建国喘着气说。
周桂芳摇摇头：“不能歇，歇了就更推不动了。咱们得赶在晌午前到家，下午还得再来一趟呢。”
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。这在当时的山村可是稀罕事，赵建国立刻伸长脖子张望。只见山路拐弯处，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正缓缓驶来。
那是苏联产的嘎斯69型吉普车，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“洋玩意儿”。赵建国只在画报上见过汽车，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真车。他眼睛瞪得溜圆，连推车都忘了使劲。
汽车越来越近，最终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减慢速度。山路狭窄，鸡公车和汽车难以并行通过。
周桂芳赶忙要将鸡公车往路边靠，给汽车让路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路段开始向下倾斜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下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