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试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正在乡下搞人口普查。周民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：“你过了！我差三分。” 他的眼圈红了，却还是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我明年再考。” 我拍着他的肩膀，说不出话。那天的晚霞很美，可我看着周民落寞的背影，突然觉得这公务员考试，就像家乡的山路，有人能走过去，有人就得绕道。
去临江市面试前，父亲特意杀了只鸡。母亲往我包里塞了个红布包，说是求神拜佛来的平安符。面试那天我穿着借来的西装，紧张得手心冒汗。当考官问我为什么报考执法岗位时，我想起了父亲建房子时的遭遇，大声说：“我想维护公平正义。”
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，我和周民在水库边坐了很久。他说要继续考，我说等我在临江站稳脚跟就帮他。晚风拂过水面，带着青草的香味。我们都以为，未来的路会像这水库的水面一样，平静而宽广。可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，命运的河流，从来都不是直线流淌的。
5 瘟疫岁月
2003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，油菜花刚开遍田野，就传来了奇怪的消息。乡卫生院的王医生在会上说，有一种怪病会让人发烧咳嗽，传染性很强。“大家下乡要戴口罩，勤洗手。” 他的口罩戴得很严实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
起初我们没太在意，直到县里来了紧急通知，要求每个村都设卡点。我被分到了省道入口，搭了个简易棚子，每天登记来往车辆。三月的风还很冷，我们裹着军大衣，手里的体温计量了又量。有次碰到个从广东回来的打工者，体温 37 度 5，吓得我们赶紧上报，后来才知道是旅途劳累引起的。
乡政府大院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每天早上都要集体测体温。食堂取消了堂食，改成打饭回宿舍吃。周民在党政办负责上传下达，每天电话接个不停，嗓子都哑了。“昨天县里又新增了两例。” 他把方便面递给我，眼里布满血丝。我们俩坐在宿舍里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感觉整个世界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最忙的时候，我们连续三天没合眼。村里有户人家办丧事，按风俗要大摆宴席，我们跑去做思想工作，嗓子都说哑了。最后村长拍板，只留直系亲属，简单了事。回乡政府的路上，月亮照着空荡荡的马路，周民突然说：“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。”
五月的一天，我去村小检查防疫工作，意外见到了邓海燕。她刚分配来教语文，正在给教室消毒。白衬衫配牛仔裤，头发扎成马尾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脸上，像蒙了层光晕。“周干事好。” 她的声音很轻，像羽毛落在心上。我突然忘了要说什么，只觉得口罩里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
同事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怂恿我去追她。周末我借了辆摩托车，在学校门口等她。“要不要送你回家？” 我的手心全是汗。她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三十里山路，我尽量把车开稳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她偶尔问起乡里的防疫情况，声音淡淡的。到县城路口时，她说：“谢谢你，周干事。”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。
六月的热浪带来了好消息，新增病例越来越少。卡点撤了那天，我们在院子里放鞭炮，把口罩扔得老高。可生活并没有立刻恢复原样，乡里的企业停工太久，不少农民等着返工。我跟着乡长去外地招商引资，跑了半个月，晒得黝黑。回来时听说邓海燕和武装部长刘海生走得很近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