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高考前三个月，我妈把那台老掉牙的蜜蜂牌缝纫机，直接支棱在了我卧室门口。那动静，好家伙，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开演，“嗒嗒嗒、嗒嗒嗒”，跟催命符似的，穿透薄薄的门板，精准地砸在我的后脑勺上。我妈，王女士，正弓着背给镇上那个半死不活的服装厂赶零工，扎一条牛仔裤腿儿五毛钱。我呢，就得在这背景音里，熬我的最后一百天题海，跟数学试卷上那些歪瓜裂枣的公式定理死磕。
真的，那时候觉得日子就像被泡在了一杯隔夜茶里，又涩又浑，看不到底。
就在某个我被一道解析几何逼得几乎要薅自己头发的晚上，对面楼突然传来了“砰”一声巨响，像是啥陶瓷玩意儿砸地上了。紧接着就是女人尖利的哭骂，男人沉闷的低吼，东西被摔打、拖拉的刺耳噪音。我鬼使神差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旧窗，夜风呼啦一下灌进来，带着点春末夏初的潮气。
对面604的窗户亮得晃眼，窗框都被震得嗡嗡响。我能看见一个剪影，大概是男的吧，挥着手臂，吼着什么“受够这破日子了！”，然后是一个行李箱被狠狠掼过楼道的声音。哭闹声持续了一阵，最后是重重的摔门声——“哐当！”世界猛地安静了。
就剩下一个清瘦的影子，杵在那片狼藉的灯光里，一动也不动。过了好久，他摸出点什么，低头，咔嚓一下，指尖窜起一小簇橘红的星火，明灭了两下，像夜里唯一的活物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周屿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转学来我们这破县中的第三天，他爹妈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，就刚好演完了全武行的最后一幕。
（二）
第二天英语早读，班主任老刘，一个总爱把裤腰带提到胳肢窝底下的中年男人，领着他进教室的时候，底下嗡嗡的读书声瞬间矮了半截。
“安静安静！介绍个新同学，周屿！从市里转来的，大家欢迎！”
稀稀拉拉的掌声里，我正偷偷用涂改液覆盖草稿纸上反复写划的两个词：“复读”还是“进厂”。冰凉的白色黏液挤出来，盖住那些让人心烦意乱的选项。
“你就坐那儿吧。”老刘的手一指，不偏不倚，落在我旁边的空位。
他走过来，身上有股淡淡的味儿，不是我们这种校服穿三天都捂不出的汗酸气，像是薄荷烟混着没彻底晒干的衣服那股子潮味儿，有点陌生，还有点……说不上的呛人。校服领口蹭了一小块蓝墨水，像没洗干净的刺青。
他拉开椅子，带起一阵小风，我手一抖，那管涂改液吧唧一下，直接扣翻在他刚发下来的崭新数学练习册上。
一坨白色黏糊糊的东西，正正地瘫在封皮那个咧嘴笑的卡通太阳图案上。
我脑子“嗡”一声，血全往脸上涌。“对、对不起！我……”手忙脚乱地想找东西擦，越急越找不到，差点把铅笔盒也扫地上。
他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看那本惨不忍睹的练习册，又抬眼看看我涨得通红的脸，突然“噗嗤”一下笑出声，嘴角咧开，露出颗尖尖的小虎牙。
“行啊同学，”他声音带着点刚睡醒的哑，“上来就给我省作业，够意思。”
我恨不得当场刨个坑把自己埋了。
之后整整一周，我几乎没敢主动跟他说话。上课目不斜视，下课要么趴着装睡，要么嗖地溜出去上厕所。倒是我那同桌，文艺委员林薇，没两天就跟他混熟了，课间总能听见她银铃似的笑声，围着周屿问市里重点中学啥样，看不看美剧，听不听摇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