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很多人都有？”我笑了，笑得喉咙发紧，像堵了团棉花，“我上周去厂办找王主任签字，怎么没见谁戴新上海表？还有，上周我给你寄的二十块钱，你说买棉衣，棉衣呢？我寄的三十斤粮票，你说家里不够吃，现在粮缸里的玉米面怎么还堆得冒尖？”
我走到墙角的粮缸边，掀开木盖，里面的玉米面还松松地堆着，没动多少，旁边的布票也整整齐齐叠在瓷碗里——我每次寄东西，都会让她在信里说一声收到多少，上个月她信里说“粮票刚够吃，布票也快用完了，你在外头别省着”，现在看来，全是谎话。
“你管那么多干啥？”李秀兰的声音拔高了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冲过来想抢我手里的手表，“我是你老婆，花你的钱、用你的粮票天经地义！你常年不在家，家里的事都是我操心，换煤气、修水管，哪样不是我自己来？花点钱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，回来找我茬！”
“花点钱没问题。”我看着她，心里的温度一点点降下来，从心口凉到脚底，“可你不能拿着我的钱，给别的男人买东西，还骗我。”
我想起这两年的日子。为了多寄点钱回家，我每天加班到深夜，车间的灯只剩我那盏，啃着冷馒头画图纸，加班费一分没留，全寄回去；为了给她买辆自行车，我攒了半年的奖金，跑了三个供销社才买到一辆黑色的永久牌，去年她生日那天，我推着自行车回家，她高兴得抱着我转了三圈，说“建国你真好”，现在那笑声像巴掌一样打在我脸上；上个月车间有个调去上海大厂的机会，领导找我谈话，说“你技术好，去上海能提工程师，待遇比这儿好一倍”，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说“我老婆在江城，我不走”——现在想想，我真是个傻子。
“我没骗你！”李秀兰急了，伸手就来抢手表，指甲差点刮到我的手，“你别无理取闹！这手表就是单位发的，你不信去问周主任！”
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她的手，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：“是不是单位发的，去厂办问一句就知道。不过现在，我不想问了。”
我拎起桌上的帆布包，把雪花膏和的确良布狠狠塞了回去——这些东西，她不配。“我这就搬去单位宿舍，以后我的钱和粮票，不会再给你了。”
“你敢！”李秀兰尖叫起来，伸手想拉我的包，指甲抠进帆布的纹路里，“陈建国你疯了？你搬去宿舍，别人会怎么说？我不管，你不能走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”
“你怎么办，跟我没关系。”我拉开门，楼道里的煤烟味飘进来，呛得我鼻子发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“李秀兰，你想跟谁好，就跟谁好，但别再用我的东西，也别再顶着‘陈建国老婆’的名头。”
门“砰”地关上，把她的叫喊声隔在屋里。我拎着帆布包站在楼梯口，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，喘不过气，连台阶都看得模糊。这时，口袋里的收音机突然“滋啦”响了一声，吓了我一跳——这是去年买的二手货，黑色的外壳掉了块漆，平时只能听个新闻，刚才还没声，现在突然传出一道机械的声音，清晰得像有人在耳边说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