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秋老虎下的背叛
1982年的江城，秋老虎赖着不走，毒日头悬在天上，晒得柏油路软乎乎的，鞋底踩上去能粘出“滋滋”的响。国营机床厂门口那排老梧桐树，叶子被烤得没了精神，边缘卷得像烫坏的粗布，叶脉里仅剩的水分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，风一吹，叶子蔫头耷脑地晃，连点像样的声响都发不出来。
巷子里倒热闹。自行车铃“叮铃铃”地串来串去，有的清脆得像碎冰撞在一起，有的发闷，像是车铃芯子生了锈，混着车链“哗啦哗啦”的转动声，织成了街巷的底色。不远处的粮站门口更吵，排队的人三五一堆，说笑声、粮票翻动的“沙沙”声、工作人员“往前挪挪，拿票换粮”的吆喝声裹在一起，还掺着谁家孩子哭闹的“哇哇”声，把最鲜活的年代气息揉得满街都是。
我攥着帆布包的带子，指节绷得发白，连手心都沁出了汗。包里的东西不算沉，却像坠着块石头——蓝铁皮盒的上海牌雪花膏，盒面上印着外滩的黄浦江夜景，摸起来冰凉凉的，是李秀兰念叨了半年的稀罕物；还有块浅粉色的确良布料，是托出差去广州的同事捎的，布料柔滑得很，手指蹭过去能感觉到细细的纹路，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。
为了这趟西南项目，我在山里待了三个多月。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调试机器，晚上裹着军大衣在工棚里画图纸，顿顿啃干馒头就咸菜，嘴里总泛着股苦味。省下来的全国通用粮票，浅黄的纸片叠得整整齐齐，一张没留全寄回了家；连车间发的防暑降温糖，水果味的，糖纸皱巴巴的，我都揣在口袋里攒着，想着带回来给她尝鲜——以前她总说厂里的糖没水果味，念叨着想吃点甜的。
机床厂的家属院跟厂区就隔了道铁门，红砖墙的墙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的黄土，墙上用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还没褪干净，角落里长着几丛狗尾草，风一吹就晃。晾衣绳拉在两栋楼之间，上面挂着各色衣服：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，袖口磨得发亮的卡其裤，还有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，是去年我给李秀兰买的，现在看过去，布料都快晒得薄透光了。
我走到二楼201室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，“咔嗒”一声转开。门轴早该上油了，“吱呀”一声响得刺耳，在安静的楼道里荡了一圈，惊飞了窗台上啄米的麻雀。屋里静得反常，只有客厅中央的台扇在转，扇叶“嗡嗡”地响，把地上的灰尘吹得飘起来——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那些灰尘在光里像小蛾子似的，绕着扇叶打圈，风里还带着股旧木头的霉味。
“秀兰？我回来了。”我把帆布包放在桌上，包里的糖纸蹭到铁皮盒，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细碎声响。里屋的门“吱呀”开了，李秀兰走出来，穿了件深绿色的新碎花衬衫，领口绣着小黄花，头发上抹了头油，亮得能映出人影。她手里攥着个藏青色的毛线团，毛线绕得有点松，掉了几根线头在地上。
看到我，她的眼神闪了一下，像被强光刺到似的，飞快地避开我的脸，落在桌上的搪瓷缸上。没有像以前那样扑过来抢包，也没问我累不累，只是淡淡说了句：“回来了啊，饭在锅里温着，玉米糊糊，你自己盛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