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终，爹砸了烟袋锅子，抱着头蹲在门槛上，一夜没再说话。
天蒙蒙亮，赵小麦背着打补丁的书包，揣着娘偷偷塞进来的、还带着体温的五个煮鸡蛋和五张皱巴巴的一块钱，走出了村子。村口老槐树下，几个闲汉看着她嗤嗤地笑。她没有回头。
三年县中，她是最孤僻的那个。吃饭永远最后一个去，打最便宜的咸菜窝头。周末和假期，同学回家，她就在县城的饭馆后厨帮着洗碗，手长期泡得发白破皮；或者去建筑工地帮人看建材，夜里裹着硬邦邦的棉被数星星。所有的钱，一角一分，都仔细攒起来。
高考放榜，她的名字赫然排在省前列。录取通知书来自北方那所无数人仰望的名牌大学，专业是刚刚兴起的计算机。
这一次，村里没了喧哗，只有复杂的静默。爹娘脸上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光，但眼底的愁绪更浓了——学费、路费、生活费，像另一座大山。
赵小麦把暑假两个月在县城扛包、搬砖挣来的所有钱，加上县里和学校给的奖金，仔细数了三遍，用油纸包好，塞进贴身的衣兜里。
北上那天的绿皮火车，拥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。各种口音、汗味、泡面味混杂在一起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她紧紧抱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里面是几件旧衣服和一本翻烂了的高中英语书。
火车轰鸣着驶入北京站时，正是黄昏。她随着人流挤下车，猛然抬头。
西边天空晚霞如烧，东边，无数摩天大楼已然亮起璀璨的灯火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最后的金光，又闪烁着霓虹的冷调色彩，冰冷，奢华，高耸入云，像另一个世界的水泥森林。它们冷漠地俯视着这个刚从黄土高原出来的、满身尘霜的女孩。
人潮推挤着她向前，她踉跄了一下，站稳，再一次仰起头，死死盯住最近的那栋最高的大楼顶端，那几乎没入暮色的、亮起第一颗星灯的地方。胸腔里一股滚烫的东西猛地冲上来，顶得喉咙发紧。
她抬起胳膊，用袖子狠狠抹掉眼角边不知何时溢出的湿热，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。
“迟早有一天，”她在心里说，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，却像发誓一样砸在心上，“这里会有我的一盏灯。”
大学生活光怪陆离，她则是彻头彻尾的异类。同学讨论着新买的电脑、时尚品牌、电影院线，她沉默地计算着食堂哪个窗口的馒头最便宜抗饿。她申请了所有能申请的助学贷款和补助，课业之余，疯狂地打工。
家教、餐厅服务员、发传单、抄写员……她什么都干。最艰难的那个冬天，家教人家临时毁约，拖了她半个月工资，她交完下一学期的部分费用后，口袋里只剩下三毛钱。那个周末，她啃着从宿舍带来的、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冷馒头，在北京零下十度的寒风里，走了整整四个小时，去下一个家教地点。鞋底磨得薄，寒气针一样扎上来。
她住过一夜二十块的地下室招待所，空气污浊，隔壁的咳嗽声整夜不停。也曾在末班公交停运后，被迫在立交桥下蜷缩过几个钟头，听着头顶车流轰鸣，数着路灯等待天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