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军从不还口，也尽量避免冲突。他心里憋着一股劲，要用成绩证明自己。但每次被欺负时，那种屈辱和孤独感都像针一样扎着他。他尤其害怕妹妹看到自己被欺负的样子，总是在小梅出现前就把眼泪憋回去，挺直瘦弱的脊梁。
“哥，他们为什么总欺负你？”有一次小梅还是看到了，红着眼圈问。
“没事儿，他们闹着玩呢。”小军摸摸妹妹的头，“你好好读书，将来考出去，去找爹。”
一九九七年，香港回归。全村人聚集在唯一有电视机的人家院子里，看着屏幕里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。十五岁的小军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他看着电视里的高楼大厦，突然想起了父亲——他也在盖这样的楼吗？
离家去镇上寄宿前夜，爷爷把他叫到跟前，郑重地递给他一个布包。
“你爹寄来的，说是最新式的。”
布包里是一台黑色的寻呼机（BP机），金属外壳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峻的光泽。
“爹说有了这个，就能找到他了。号码写在纸上了。”爷爷咳嗽着说。
小军的心怦怦直跳。五年了，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能直接联系到父亲的方式。他小心翼翼地收起BP机，感觉像握住了一个希望。
县初中比村小学大了很多，但也意味着更复杂的境况。小军靠着助学金和爷爷省吃俭用的钱住宿。他依然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，也是最穷困的学生之一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吃着最便宜的饭菜，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。
差异显而易见。城里的同学谈论着新奇玩意、流行歌曲，小军却插不上话。这种格格不入让他成了新的目标。
“乡巴佬”、“土包子”成了他的新标签。以城里男生张强为首的小团体开始找他的麻烦。他们故意撞翻他的饭盒，在他的作业本上乱画，或者在他回宿舍的路上堵他，用语言羞辱他，有时甚至推搡几下。
“你爸是不是在城里捡垃圾啊？”张强又一次恶劣地笑着问。
“我爸在盖大楼！”小军第一次大声反驳，眼睛因愤怒而发红。
“吹牛吧！就你这样的？”张强哄笑着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
小军趴在地上，泥土混着屈辱的味道。他紧紧攥着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，却没有哭。他想起背包里那台冰冷的BP机，那是他与父亲唯一的联系，也是他尊严的最后防线。他不能倒下，他还要找父亲，还要照顾妹妹和爷爷。他默默爬起来，擦掉嘴角的泥土，一言不发地走开，留下身后更加猖狂的嘲笑。这种隐忍，在那些少年看来，更像是懦弱。
县城在这几年里飞速变化，新楼拔地而起，马路拓宽，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。小军通过书本和报纸，贪婪地了解着外面世界的一切，包括父亲所在的深圳——那个传说中一天一层楼的奇迹之城。
一个月后，小军终于攒够钱，跑到邮电局，颤抖着手给父亲的寻呼台发了第一条信息：“爹，我是小军，能通个电话吗？爷爷妹妹都好。”后面附上了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号码。
等待回电的日子漫长而煎熬。一有空，小军就守在小卖部旁边，生怕错过。一周后，电话终于响了。
“小军吗？我是爹。”电话那端的声音陌生而遥远，夹杂着巨大的轰鸣声，像是在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