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秀梅泣不成声，只会重复说着“谢谢大夫”。
李建国被推入重症监护室。王秀梅隔着玻璃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丈夫，心如刀绞。小强依偎在母亲身边，眼睛哭得红肿。
第二天，晁大军居然来了医院，带着一篮水果。他换了一副面孔，满脸堆笑。
“嫂子，昨天我太冲动了，抱歉啊。建国的医药费我出，这些先拿着。”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，塞给王秀梅。
王秀梅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：“你不要过来！我们已经报警了！”
晁大军脸色一沉，随即又挤出笑容：“报警干什么？邻里纠纷，私下解决就好。这样，医药费全算我的，另外再赔你们两千块钱，怎么样？”
王秀梅扭过头不理他。晁大军悻悻地把钱放在椅子上：“你们考虑考虑，私了对大家都好。”
晁大军走后，王秀梅才发现那沓钱只有五百块，根本不是他说的两千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把钱扔进了垃圾桶。
七天后，李建国脱离危险，转入普通病房。派出所来了人做笔录，简单问了情况，说会依法处理。
又过了一周，李建国能勉强下床行走了，但身体极度虚弱。医生说至少需要休养半年。
除夕那天，一家三口是在医院过的。王秀梅从食堂打了饺子，但谁都没胃口。窗外爆竹声声，家家团圆，唯独他们家在病痛和冤屈中迎来新年。
正月初八，李建国出院了。医药费花了八千多，几乎掏空了家底。王秀梅找亲戚借了些钱，才勉强结清费用。
回家第二天，村支书赵有才和派出所副所长孙福来来了。寒暄过后，赵有才切入正题：
“建国啊，大军知道错了，愿意赔偿。我看这事就私了吧，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”
李建国靠在床上，虚弱但坚定：“赵书记，他差点打死我，这是故意伤害，必须法律制裁！”
孙福来插话：“老李，法律程序走起来慢，而且晁大军姐夫是供电所所长，关系硬得很。你真要打官司，未必能赢。”
王秀梅忍不住道：“孙所长，那天好多邻居都看见了，人证物证都有，怎么会赢不了？”
孙福来干笑一声：“证人？你们找得到人作证吗？”
后来李建国才知道，晁大军早已威胁过当天在场的邻居，谁敢作证就断谁家的电。在偏远农村，供电所所长的小舅子确实有这个能耐。
接下来几个月，李建国身体逐渐好转，但再也干不了重活。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，经济顿时拮据起来。王秀梅拖着病体去镇上打工，收入微薄。小强的学费成了问题，孩子一度想辍学打工，被李建国狠狠骂了一顿。
与此同时，案件处理一拖再拖。派出所每次都以“正在调查”为由搪塞，检察院那边杳无音信。李建国多次去派出所询问，开始还有人接待，后来干脆避而不见。
有明白人悄悄告诉李建国：“别白费劲了，晁大军姐夫打点好了关系，你这案子永远立不了。”
李建国不信这个邪，开始往县里、市里寄控告信。他一笔一划地写，详细叙述事发经过，附上医院诊断证明和法医鉴定（轻伤偏重，但未达重伤）。王秀梅帮着他寄信，一封封挂号信寄往各级公安局、检察院、纪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