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以悲痛过度、需要静养为由，几乎将自己反锁在二楼的主卧室里。
赵玉容派人来敲过几次门，送汤送水，名为关心，实为试探。我都以胃口不好、想一个人待着的借口打发了。我知道，她在焦急地等待我的“想通”，或者是在暗中筹划别的办法，让我就范。
我需要的，正是这点宝贵的时间。
躲在房间里，我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，我疯狂地在网上查阅一切与孕期相关、遗产继承、股权法律相关的信息。像一个即将溺毙的人抓住浮木，贪婪地吸收着一切能让我变得强大的知识。我知道自己底子薄，和江家那样的庞然大物对抗无异于螳臂当车，但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任人拿捏。
第二，我联系了周敛。不是通过江家的座机，也不是用江家给我配的手机，而是用我藏了很久的一部旧手机，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。我问他，如果我要留下这个孩子，法律上，他/她拥有怎样的权利？如果我想保住我和孩子应得的一切，我该怎么做？
周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他似乎并不意外我的联系和问题。他的回答依旧严谨专业，条理清晰，告诉了我胎儿同样享有继承权，告诉我作为未亡人配偶的具体权益份额，也告诉我赵玉容可能会采取哪些手段，以及我该如何应对。末了，他说：“沈小姐，决定权在你。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基于我的职业操守和对临舟的承诺，我会确保你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”
他的声音通过电流传来，冷静而平稳，奇异地安抚了我惶惑不安的心。我意识到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，周敛或许是我唯一能抓住的、不算盟友的盟友。
第三件事，我开始秘密地整理江临舟留在卧室里的东西。他的书房和公司物品，早已被赵玉容的人“接管”清理，但卧室这个私密空间，还残留着他的痕迹。我在他床头柜的暗格里，找到了一个旧式的U盘，在他常看的一本金融著作的夹页里，发现了一枚小小的、造型奇特的金属书签，像某种密钥。我不知道这些有没有用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收起来总没错。
就在我焦头烂额地搜寻一切可能有用的信息时，一个被我忽略了许久的号码，突然拨通了我的那部旧手机。
是齐薇，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。毕业后，我嫁入“豪门”，她进了一家时尚杂志社打拼，我们的生活轨迹越来越远，联系也逐渐淡了。江临舟出事，我浑浑噩噩，甚至忘了通知她。
电话一接通，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：“沈停筝！你他妈还是不是人！出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！要不是我看到新闻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吭声？！”
她的声音依旧那么泼辣鲜活，像一道强烈的阳光，猛地劈开我周遭厚重粘稠的阴霾。
我握着手机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所有强撑的坚强和冷静，在真正的老朋友面前，瞬间土崩瓦解。
“薇薇……”我开口，声音哽咽得不成样子。
“你给我发定位！马上！我请假了！现在就过去！”她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，“别跟我说什么江家规矩大！老娘才不管那些！你是我的朋友！我现在就要见到你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