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夏在南京老城区的“拾光旧书店”淘到那本1932年的《漱玉词》时，是2023年的冬至。那天的阳光很软，斜斜地穿过老槐树的枝桠，在青石板路上织出细碎的光影。她指尖触到蓝色布面书脊的瞬间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——布面磨得发毛，棉线装订的针脚歪歪扭扭，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温度。
翻开扉页，一行簪花小楷撞进眼里，墨色已经发褐，却仍能看出落笔时的温柔：“若有人见此字，可否告我，北平的梅花开了吗？——廿一年冬”。廿一年，是民国纪年，换算过来正是1932年。林夏上周刚去北京出差，颐和园的早梅开得正好，粉白的花瓣沾着薄雪，她还拍了张特写存在手机里。
书页间滑落半张信纸，黄得发脆，边缘卷了边。上面也是同样的字迹：“致阿芷：待我从南京回来，便陪你去看北平的梅。”没有署名，右下角的日期是“民国廿一年十一月”，墨迹晕开了一点，像是写字时手微微抖了。
“这本啊，放这儿三年了。”书店老板凑过来，指节粗大的手摩挲着书脊，“前主人是个老太太，说这是她外婆传下来的，后来老太太走了，家里人就把书捐给我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二十块拿去吧，权当给旧书找个好归宿。”
林夏没还价，抱着书回了出租屋。书桌台灯下，她盯着扉页上的字看了很久，鬼使神差地拿起钢笔，在旁边写道：“今年北平梅开得早，我替你看过了。——林夏，2023年冬”。写完又觉得荒唐，自己这不是对着空气说话吗？她把书塞进书柜最里层，压在几本专业书下面，像是要藏起这份突如其来的悸动。
可三天后整理书柜时，书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林夏弯腰去捡，翻开扉页的瞬间，呼吸骤然停住——她的字迹下面，多了一行蓝黑墨水的簪花小楷，墨色鲜亮，像是刚写上去的：“多谢姑娘，可我已等不到那年的梅了。”
她以为是恶作剧，可书一直在自己手里；以为是老板提前写好的，可三天前她明明反复看过扉页。林夏蹲在地上，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十分钟，手指轻轻抚过纸面，能摸到墨迹未干时留下的细微凸起。
“你是谁？”她颤抖着写下这三个字，把书平摊在桌上。那一夜，她没敢关灯，趴在桌边守着书，直到天快亮时才眯了会儿。再次睁开眼，扉页上多了新的回复：“姑娘莫惊，我姓沈，名知微，曾是燕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。写那行字时，我在等未婚夫从南京回来。如今才知道，他早已牺牲在战场上了。”
林夏的鼻子猛地一酸。她想起那半张信纸，想起“待我从南京回来”的承诺——原来那句轻飘飘的约定，早就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遗憾。
沈知微第一次见到顾砚之，是在1929年的燕京大学。那天她抱着刚借来的《漱玉词》，在未名湖畔的银杏树下崴了脚，怀里的书散了一地。顾砚之就是在这时走过来的，穿着灰布学生装，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结实的手腕。他弯腰帮她捡书，指尖碰到《漱玉词》的封面时，抬头笑了笑：“同学也喜欢易安词？”
那时的顾砚之还是燕大国文系的学生，比沈知微高两级。他祖籍南京，父亲是北洋政府的文官，却在他十五岁时被卷入政治斗争，冤死在狱中。母亲带着他来北平投奔亲戚，靠缝补度日。顾砚之白天上课，晚上去报社当校对，赚来的钱一半给母亲，一半捐给学校的贫困生基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