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好了。
是人没了。
消息是楼长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微信群里，用含糊其辞、避重就轻的语言通知的。没有细节，没有原因，没有追悼，只有一个冷冰冰的、被简化成符号的结果。“三号楼住户王建国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今日凌晨去世。特殊时期，丧事从简，望各位邻居节哀，做好自身防护。”
仿佛一阵微风吹过，拂去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。楼道里的消毒水味道在那之后变得更加浓烈，一天消杀三次，仿佛要彻底掩盖、冲刷掉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，包括他沉默的身影，他递过来的工具，他破风箱般的咳嗽，以及……我那微不足道的愧疚。
我攥着口袋里那个已经被我体温焐热、却依旧感觉冰冷刺骨的N95口罩，手心全是汗，冰冷的汗。它仿佛开始发烫，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灼烧着我的皮肤，我的血肉，我的良心。
社区那个姓张的胖主任，开始更加频繁地在楼下拿着红色的大喇叭，日复一日地循环喊话。他的身躯裹在肥大的蓝色防护服里，脸藏在厚厚的透明面罩后面，五官模糊不清，表情难以分辨，如同庙里那些泥塑的神像，看似威严，却看不出真实的悲喜。他的声音透过劣质喇叭的放大，失真、扭曲，带着刺耳的电流杂音，像是从另一个维度传来的、毫无感情的噪音。
“物资有限！按户分配！不要聚集！相信组织！共克时艰！”
我听见邻居们关窗的声音，很轻，但此起彼伏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决绝。像一场无声的投票，表决着对他那些空洞话语的信任与否，也表决着对彼此之间最后一点脆弱牵连的主动割舍。无形的恐惧，如同拥有生命的菌丝，在楼道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扇门后疯狂蔓延，寄生在每个人的心里，汲取着信任与温情作为养料。
我住三楼，老王曾住我对门。昨天，他还隔着那扇冰冷的铁门，用那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的声音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问我：“小宁……你那里，还有没有……退烧药？”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声音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、属于这个时代的无奈与疲惫。但我撒谎了。妹妹小檬离开前，塞给我的那个印着卡通猫咪的铁皮盒子最里层，还有半板用锡纸仔细包裹的布洛芬。那是我为她准备的，是我最后的底牌之一。我不能给。恐惧不仅让人懦弱，也让人变得坚硬和自私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乱世下的不得已，是生存的本能。
晚上，楼长挨家挨户发放据说由政府统一配送的蔬菜包。轮到我家时，他戴着口罩和手套，眼神躲闪，不敢与我对视，只是飞快地递过来一颗蔫黄、根部发黑的白菜和两个已经长出诡异墨绿色嫩芽、皱皱巴巴的土豆。
“小宁，你家就一个人……分量少点，将就一下。”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刻意的、近乎残忍的“体贴”，仿佛在施舍。
我没说话，只是默默接过。那蔫白菜轻飘飘的，几乎没有重量。但我看见了，就在几分钟前，他敲开一楼李婶家的门时，不仅递过去几颗看起来水灵不少的大白菜和萝卜，还飞快地从自己随身的大袋子里，塞了一整盒用透明胶带缠好的鸡蛋进去。李婶的女儿，在街道办工作，一个不大不小、但在此时此地却能微妙决定资源流向的职位。这无声的交易，在这死寂的楼道里，显得格外刺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