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体检我和弟弟抽了同一管血。
结果出来后，我妈一把抢过我的体检单，笑得满脸褶子，对我弟说：“成了！小宇！你姐的肾跟你配型成功了！”
她转身递给我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——“自愿捐献同意书”。
“昭昭，”她语气温柔得像在哄一只待宰的羔羊，“签了吧，这是你的命。”
1.
我死了。
三十岁生日那天，死于多器官联合衰竭。
明明是盛夏，我却感觉自己是冰窖里的冻肉，寒意浸透了骨缝。
灵魂轻飘飘地浮在半空。
我低头看见自己蜡黄瘦削的脸，毫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。
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时，病房里没有悲戚。
我母亲王秀兰，生养并压榨了我三十年，脸上没有一滴眼泪。
她异常冷静，接过医生递来的死亡通知单，手指在纸上划过。
她的眼神只在“遗体捐献可获得补贴”那行多停留了半秒。
“医生，这个补贴有多少？”她问，声音干涩而平静。
你看，到我死，她想的还是我能换多少钱。
我的父亲林建国搓着布满老茧的手，闷声附和：“能补点是点，给她弟弟治病，又是一大笔开销。”
他们口中的弟弟，我的双胞胎弟弟林宇此刻并不在这里。
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是我家的珍宝。
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他当牛做马，给他挣医药费，给他一个可以随意吸血的宿主。
最终我的遗体因常年营养不良和器官衰竭没什么利用价值，只换来几千块的“人道主义”补贴。
我的骨灰，他们没舍得花钱买骨灰盒，而是用一个印着卡通熊的饼干铁盒装着。
我像个笑话，看着他们把这个滑稽的铁盒带回家。
那个我住了三十年，却感觉不到温暖的家。
家里的陈设和我离开时一样，只是空气里少了日常打扫的清新，多了一股药味。
药味是从林宇的房间里飘出来的。
我跟着他们飘进弟弟的房间。
林宇正靠在床上玩手机，脸色虽然苍白，但精神头比我生前任何一天都好。
他看到铁盒，只是嫌恶地皱了皱眉：“妈，这玩意儿放我这干嘛？晦气。”
“放你床头，昭昭才能保佑你。”王秀兰一边说着，一边将饼干铁盒小心地放在林宇的床头柜上。
就在那一刻，我的视线被铁盒旁边的一个东西吸住了。
一个手工缝制的祈福娃娃，穿着和我常穿的旧校服一样的衣服。
娃娃做得粗糙，五官歪斜，看起来有几分诡异。
最让我遍体生寒的是，在娃娃的心口位置，端正地插着一根红色长针。
针尾系着一张小黄符，上面用朱砂潦草地画着什么，我看不懂。
但那根针上，贴着一张比指甲盖还小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
林昭，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，午时。
一道惊雷在我混乱的灵魂中炸响。
我瞬间明白了。
为什么我和林宇是双胞胎，他却从小药罐子不断，而我却像头不知疲倦的黄牛？
为什么每当他病情加重时，我就会大病一场，或者倒霉透顶？
为什么我拼命挣来的钱给他治病后，他总能好转，而我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？
原来，我短暂困苦的一生，从来就不是意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