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庭的铃声还在耳边尖锐地回荡，像一根冰冷的针，刺入我几乎停跳的心脏。每一次嗡鸣都带着催促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
回去。回到那个地方。回到那个为我丈夫，为林知逸，为那个可能……不，那个被指控的连环杀手辩护的位置。
我的目光无法从桌面上移开。
暗褐色的、大片干涸的血迹，如同丑陋的苔藓，寄生在原本洁净的条纹布料上。那是我亲手挑选的布料，摸上去应该挺括而舒适，此刻却只传递出一种阴冷的、死亡的粘腻感，即使我并未真正触碰它。领口内侧，那行深蓝色的、我曾一针一线满怀爱意绣下的日期——“2018. 06. 12”——像是一个烙铁留下的疤痕，灼烧着我的视网膜。
还有那张纸，那句打印出来的，冰冷彻骨的话：
“我知道真凶是谁，但你不会想知道真相。”
真凶…真凶……
如果真凶不是知逸，那这件衬衫怎么会染着血出现在这里？它本应在他的衣柜里，或者……或者在哪里？我最后一次见他穿是什么时候？记忆一片混乱，像是被搅浑的泥水。周年纪念日之后，他确实常穿，后来呢？某一天，它是不是不见了？我有没有问起过？不记得了，日常的琐碎早已淹没了这些细节。
可如果真凶是他……这包裹又是什么？拙劣的玩笑？恶毒的挑衅？还是……某种更可怕的、我无法理解的陷阱？
“不会想知道真相……”
这五个字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海，盘踞不去，释放着令人麻痹的毒液。什么样的真相，会比我的丈夫是一个残杀数条生命的恶魔更让我无法承受？
“温律师？”休息室的门被敲响，外面传来法警略显催促的声音，“第二次开庭即将开始，请尽快入场。”
声音将我从冰冷的僵直中猛地拽出。我浑身一激灵，几乎是本能地动作起来。不能让人看见！不能让人知道这个包裹的存在！
手指颤抖得厉害，几乎不听使唤。我抓起那张纸条，胡乱地塞进律师袍内侧的贴身口袋，冰凉的纸张贴着皮肤，激起一阵战栗。然后，我用沾染着血腥气的牛皮纸，粗暴地将那件衬衫重新包裹起来，叠了又叠，试图掩盖那刺目的颜色和形状，塞进了我随身携带的、装着卷宗的公文包最底层。公文包合上的刹那，发出轻微的“咔哒”声，像是一口棺材盖上了盖子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撑着桌子边缘，大口喘息，试图平复擂鼓般的心跳，以及那几乎要冲破胸膛的恐慌。镜子里，我的脸比刚才更加惨白，嘴唇上甚至没有一丝血色，只有眼底布满了惊骇过度后的血丝。
不行，温晴，你不能这样进去。
我拧开水龙头，再次用冰冷的水拍打脸颊和脖颈，试图压下那滚烫的恐惧。水珠顺着发梢滴落，冰冷刺骨。我深吸几口气，强迫自己挺直脊背，整理了一下歪斜的律师袍领口。
推开门，走廊的光线刺得我眼睛微眯。法警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疑惑我的迟缓，但没有多问。
重新步入法庭。那凝滞的、充满审视意味的空气再次包裹了我。法官、陪审团、公诉人、旁听席上那些或好奇或厌恶的目光……所有的焦点，都汇聚在我和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身上。
林知逸依旧维持着之前的姿势，背挺得笔直，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雕。只是，在我落座时，他极其细微地，朝我的方向偏了一下头。
那一眼，很短，几乎无法捕捉。
但我看见了。
那死寂的荒原里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极快地闪烁了一下。不是希望，不是祈求，而是一种……极其复杂的，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疲惫，甚至是一丝……了然的绝望？
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因为那个包裹，让我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他？
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、无序地撞击着。公文包就放在脚边，安静地立在那里。可我却觉得它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散发着无声的、只有我能感知到的辐射，灼烧着我的小腿皮肤。那里面的东西，那血，那日期，那行字，在我脑海里疯狂叫嚣。
“辩护人温晴律师，请继续你方的质证意见。”法官的声音传来。
我猛地站起身，膝盖撞在桌腿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引来几道诧异的目光。疼痛让我瞬间清醒了几分。
我拿起之前准备好的材料，关于车辆血迹二次污染可能性的专家意见。目光落在纸面上，那些熟悉的专业术语，此刻却变得陌生而扭曲，无法顺利地组织成有说服力的句子。
我的声音干涩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我在说什么？我自己都快听不清。我的全部感官，似乎都被脚边那个公文包吸走了。我能“闻到”那若有若无的血腥气，能“看到”那领口上蓝色的日期，能“听到”那张纸条在我口袋里发出的无声尖啸。
“……因此，我方坚持认为，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存疑，不应作为定案依据……”我机械地念着稿子，感觉自己像个拙劣的提线木偶。
眼角的余光，不受控制地瞟向林知逸。
他低垂着眼，看着自己交握放在桌上的手。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他听到了吗？我此刻漏洞百出的辩护？他会不会失望？还是……他根本不在乎？
“不会想知道真相……”
那个声音又来了。
如果……如果他不是真凶，那我此刻站在这里，用如此苍白无力的言辞为他辩护，岂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讽刺？我所有的努力，都是在将他推向更深的深渊？
可如果他是……那我此刻的挣扎，又算什么？帮凶的自我救赎？
思绪像一团乱麻，越扯越紧，几乎要勒断我的呼吸。
公诉人开始了犀利的反驳，字句如刀，刀刀指向林知逸，也像是在凌迟着我。他列举着一个个冰冷的物证，描绘着受害者遇害时的惨状，构建起一个冷酷、残忍的凶手形象，然后将这个形象，与被告席上那个沉默的男人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。
每一次指控，都让我脚边的公文包沉重一分。
我知道真凶是谁。
但我不会想知道真相。
休庭时，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第一个冲了出去。没有再去洗手间，而是找了一个无人的、堆放杂物的楼梯间。冰冷的混凝土台阶，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的味道。
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滑坐下来，将脸深深埋进膝盖。
怎么办？
我该怎么办？
拿出那个包裹吗？当庭呈递？告诉法官，我收到了匿名证据，可能指向真凶另有其人？然后呢？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到那件染血的、绣着我和他纪念日的衬衫？这会是扭转局面的关键，还是坐实他罪行的又一铁证？或者，是引爆一个我更无法控制的局面的火星？
那个寄件人……他/她是谁？目的何在？是帮助？是陷害？还是……某种更阴险的玩弄？
我拿出手机，手指颤抖着，调出了保姆张阿姨的号码，拨通。
“喂？晴小姐？”张阿姨的声音带着惯常的温和。
“朵朵……朵朵怎么样？”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。
“刚睡醒午觉，喝了牛奶，在看动画片呢，很乖。您放心。”
“……让她……让她接个电话。”我急需听到女儿的声音，那是我此刻唯一能抓住的、真实的东西。
短暂的窸窣声后，朵朵软糯清亮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妈妈！”
那一刻，强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决堤。我死死咬住自己的手背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“妈妈，你还在帮爸爸打坏人吗？”朵朵天真地问，“你告诉爸爸，朵朵想他了，朵朵画了好多画等他回来看！”
“……嗯。”我哽咽着，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，“妈妈……妈妈在努力。朵朵乖，听张阿姨的话……”
挂断电话，泪水汹涌而出，无声地浸湿了膝盖处的衣料。朵朵的笑脸，她的话语，像是一把温柔的刀，在我心口反复切割。
为了朵朵，我必须要知道真相。无论那真相有多么残酷。
可是，如何入手？
从这件衬衫开始。它是最直接、最诡异的线索。
我再次打开公文包，忍着那令人作呕的感觉，将包裹取出，但没有完全展开。我只是仔细地检查那个牛皮纸包装。很普通，随处可见。寄件人处空白。收件人信息是打印的。没有任何指纹或其他明显痕迹。对方很谨慎。
那么，衬衫本身呢？
我强忍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适，用手指极其小心地、隔着牛皮纸，触摸那血迹斑斑的区域。布料……除了血迹，似乎还沾着一些极其细小的、深色的颗粒，像是……泥土？或者是某种碎屑？
还有领口。除了那个日期，还有没有其他痕迹？我眯起眼，凑近了，借着楼梯间昏暗的光线仔细查看。在领口内侧，靠近绣线的地方，似乎……似乎有一点点非常不明显的、暗红色的印记，不像大面积的血迹，更像是……蹭上去的？口红的痕迹？不，颜色不对。更像是……某种染料？或者……
我的呼吸骤然停止。
一个极其细微的，几乎被血迹掩盖的痕迹，在领口内侧的边缘，一个不仔细看绝对会忽略的位置。
那似乎是一个……用某种尖细的、可能是针尖或者别的东西，刻意划出来的，一个极其潦草的、扭曲的符号。
像是一个字母。
一个……
“L”？
林知逸的“林”的首字母？还是……别的什么意思？
“L”……
是谁留下的？知逸？还是……受害者？或者是那个所谓的“真凶”？
它想表达什么？
混乱的线索像无数根针，刺入我本就紧绷的神经。血衣，日期，纸条，还有这个突如其来的、含义不明的符号“L”。
法庭的铃声，再一次，如同丧钟般敲响。
我猛地将东西塞回公文包，胡乱地擦干脸上的泪痕，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站起来。
双腿依旧发软，但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，开始从绝望的废墟中滋生。
无论真相是什么，无论它有多可怕，我必须找出来。
为了朵朵，也为了……我自己。
我整理好律师袍，脸上努力恢复成那个冷静、专业的辩护律师该有的表情，尽管我知道那下面早已裂痕遍布。
推开楼梯间的门，重新走向那个喧嚣与死寂并存的审判之地。
脚步，比之前任何一次，都要沉重。
却也，比之前任何一次，都要坚定。
脚下的路，似乎分岔成了两条。一条通向法庭，那里有我的丈夫，有待裁决的罪与罚。另一条，则通向一个未知的、被血衣和谜语标记的黑暗深处。
而我，必须同时踏上这两条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