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江，你看到了吗？安安很乖的，你安心工作啊！”
沈浩下班回家，她还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菜，一家三口（通过摄像头），上演了一出其乐融融的家庭喜剧。
第二天，她开始有些懈怠。
陪安安玩的时候，手机不离手，一直在跟她的那些麻将搭子们，在微信群里热火朝天地聊着天，时不时地，还发出一两声因为错过了什么“好局”而惋惜的叹息。
到了第三天，她终于，按捺不住了。
我“出差”的第三天，正是我这个金融风险分析师，曾经最痛恨的、无所事事的周三下午。
但现在，我却觉得，这是我三十年人生中，最有价值、也最清醒的一个下午。
我悠闲地坐在酒店柔软的沙发里，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，我家的实时监控画面，正在上演一出，比任何电视剧都精彩的现实主义大戏。
我婆婆李翠花，以“带小朋友来家里玩，给安安做伴”为借口，把她的三个麻将搭子，浩浩荡荡地请进了家门。
很快，客厅里就变得烟雾缭绕，自动麻将机哗啦啦的洗牌声，震天响。
那声音，夹杂着她们因为兴奋而变调的“碰！”、“吃！”、“胡了！”的尖锐叫喊声。
我的儿子安安，一开始，还对那四个方方正正的、会自动洗牌的桌子，充满了好奇，迈着小短腿，围着牌桌转来转去。
但很快，他就被嫌吵，被不耐烦的奶奶，连哄带骗地，关进了他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小卧室里。
我可以从监控里，清晰地听到，卧室的门，被“咔哒”一声，从外面反锁了。
然后，安安那断断续续的、无助的哭声，就成了麻将桌上那些刺耳的喧嚣声的、微不足道的背景音。
那哭声，一开始还很大，撕心裂肺的。
后来，渐渐变成了无助的抽泣。
再后来，就几乎，听不见了。
而牌桌上的那四个人，包括我的好婆婆，没有一个人，表现出丝毫的在意。
她们的眼里，只有面前那一堆堆花花绿绿的塑料方块，和桌子底下，那一沓沓油腻腻的钞票。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，手里端着的那杯蓝山咖啡，已经冷透了。
我的心里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激动。
我的大脑，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超级计算机，冷静地，处理着眼前出现的每一个画面，每一帧信息，等待着，那根压死骆驼的、最后的稻草。
下午四点整，门铃响了。
婆婆一边紧张地摸着牌，一边头也不抬地，不耐烦地喊：“谁啊？烦不烦啊！”
监控画面里，一个我无比熟悉的身影，大摇大摆地，像进自己家一样，走了进来。
是我那个今年已经二十四岁，却依然游手好闲、一事无成的“巨婴”弟弟，江伟。
他熟门熟路地走到冰箱前，拿了一瓶冰镇的可乐，然后，像只苍蝇一样，凑到了牌桌边，嬉皮笑脸地对我婆婆说：
“姐夫的妈，今天手气怎么样啊？赢了多少啊？”
我婆婆李翠花看到他，那张因为熬夜打牌而显得有些浮肿的脸上，立刻笑开了花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亲儿子。
她一边动作利索地打出一张“幺鸡”，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哎哟，是小伟来啦！你姐那个死丫头出差了，我这儿正帮你姐夫看家呢。快坐快坐，想吃什么自己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