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视线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向下扫，落在信纸的最末端。
落款日期，像一把烧红的匕首，狠狠刺进我的眼睛。
是三天后的日期。
遗书的内容很短，却一字一句，惊心动魄：
“晚晚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不要难过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所有的安排，都是为了你。保险的赔偿金，足够你开始新的生活。忘记我，好好活下去。永远爱你的，辰。”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嗡嗡作响，整个世界天旋地转。
三天后的遗书？周辰预知了自己的死亡？还是……这根本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、天衣无缝的陷阱？
他不仅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还要让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相信是我疯了？相信这一切都是我因悲伤而产生的幻觉？这封来自“未来”的遗书，就是他钉死我“疯子”身份的最后一颗棺材钉！他甚至“贴心”地为我准备好了“证明”我精神失常的“铁证”！
冰冷的恐惧感瞬间渗透四肢百骸，比这间牢房的温度更低。
我捏着这封散发着绝望和阴谋气息的遗书，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望着铁窗外的方寸天空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远处，似乎传来一声极轻微的、金属转动的咔哒声。
像是某扇门上的窥视孔，被轻轻合上。
有一双眼睛，一直在看着我。
4 囚徒困境与“友善”病友
时间在青山康疗中心仿佛凝固了。我被困在这间狭小冰冷的房间里，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只有送餐时门板上小窗的开启关闭，提醒着时间的流逝。
脚踝的扭伤得到了简单的处理，一个面无表情的护士给我喷了药，用弹性绷带草草包扎了一下。疼痛稍减，但心里的恐惧和困惑却与日俱增。
我口袋里那封来自“未来”的遗书，像一块烧红的炭，灼烧着我的理智。我不敢把它拿出来，生怕被巡查的护士发现并没收，那将是我证明自己清白的唯一证据（目前看来）。我必须隐藏它，也必须隐藏我知道它的存在。
每次听到门外走廊的脚步声，我都会紧张得屏住呼吸。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，被称为“王主任”，来过两次，例行公事地询问我的感觉，语气永远那么平和又不容置疑，反复强调着“周辰已死”、“我需要接受现实”、“配合治疗”。
我试图冷静地反驳，告诉他我不是林小姐，我叫苏晚，我遭遇了谋杀。但他只是用那种怜悯又带着一丝不耐烦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在病历板上记录着什么。我知道，他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在加深我“病情严重”的论断。
绝食抗议过一次，但很快被强行注射了营养液。反抗只会招来更严密的看管和可能的精神药物。我意识到，硬碰硬是行不通的。我必须伪装，必须让他们觉得我正在“好转”，正在“接受现实”。
我开始学着沉默，不再激烈反驳。当护士送来据说能“稳定情绪”的药片时，我假装吞下，然后趁人不注意吐进马桶冲掉。我努力观察送餐的时间，窗外光线的变化，试图重建时间的刻度。
最大的收获来自一次放风。
在几个护士的严密监视下，我们这些“病人”被允许在那个我坠落的中心广场活动半小时。大多数病人目光呆滞，行为迟缓，要么喃喃自语，要么安静地蹲在角落晒太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