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世，父亲是村医被冤枉失业，我遭遇医闹再也不能拿手术刀。这一世，我们不当医生，却也初心不改。
我坐在父亲创办的“绿蔬鲜生”连锁超市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。
墙上挂着两张素描。一张是医生的形象，父亲做医生的形象，穿着洗得白色的大衣，胸前别着听诊器和中性笔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笑得一脸憨厚，背景是村口那间破旧的卫生室。另一张也是医生的形象，不过那是我穿着白大褂、戴着手术帽，站在手术室门口的样子，照片里我的右手还稳稳握着手术刀。
上一世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，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那时候，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医生。卫生室不大，只有一间屋子，靠墙摆着两个药柜，中间放着一张诊桌和两把椅子，角落里支着一张小床，供病人临时休息。可就是这么个简陋的地方，却是全村人的 “救命屋”。
无论白天黑夜，只要有人敲门，父亲总是第一时间起身。春耕时，王大伯在田里插秧中暑，父亲背着药箱跑了二里地过去；寒冬里，李婶家的孩子半夜发烧，父亲顶着刺骨的寒风出诊。他从不计较报酬，有人家里困难，拿几个鸡蛋、一把蔬菜来抵医药费，他也乐呵呵地收下。村里的人都敬重他，见了面都热情地打招呼，喊他“陈大夫”。
我那时候总觉得父亲特别厉害，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到他手里都能治好。我还常常趴在诊桌旁，看着父亲给病人把脉、开药方，父亲总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丫头，以后你也当医生吧，救死扶伤，是积德的事。”我用力点头，心里暗暗想着，一定要继承父亲的衣钵，做个比他还厉害的医生，最好能拿起手术刀，治好那些疑难杂症。
可这一切，都在那个夏天被打破了。
那天下午，村里的张嫂抱着她五岁的儿子小宇匆匆跑来找父亲。小宇说自己头疼、喉咙疼，父亲给小宇量了体温，有些低烧，又检查了一下喉咙，判断是普通感冒，就给小宇开了些感冒药，还叮嘱张嫂让小宇多喝热水、好好休息。
张嫂道谢后，抱着小宇准备离开。正好那天我家煮了花生，母亲想着张嫂平时也常给我们送些自家种的蔬菜，就抓了一把花生递给张嫂，让她带回去给小宇吃。张嫂推辞了几句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
可谁也没想到，小宇吃了花生后，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。浑身起满了红疹，呼吸困难，还不停抽搐。张嫂吓坏了，抱着小宇又哭又喊地跑回卫生室。父亲看到小宇的样子，也慌了神，他赶紧给小宇做急救措施，同时让母亲赶紧去村里的小卖部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村里离县城远，救护车赶来需要很长时间。尽管父亲拼尽全力抢救，小宇的情况还是越来越糟糕。最后，小宇在送往县城医院的路上，还是没能挺过来。
小宇的离世，让张嫂一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。而这时，一些风言风语也开始在村里传开。有人说父亲医术不行，把普通感冒治成了要命的病；还有人说父亲是为了赚钱，给小宇开了不该开的药。
张嫂在悲痛和旁人的煽动下，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父亲身上。她带着家里人跑到卫生室，砸了药柜，撕毁了父亲的处方单，还不停地哭喊着要父亲为小宇偿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