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口里，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敲着玻璃：“去哪？快点！”
我张了张嘴，深圳两个字在舌尖打转，却怎么也吐不出来。去深圳最便宜的车票也要六十多块，我的钱根本不够。附近的城市？省城？我一个都不熟悉，去了又能做什么？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恐惧攫住了我。
我最终摇了摇头，默默地退到一边，像个幽灵一样在嘈杂的候车厅里游荡。我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找到一个空位，把行李袋紧紧抱在怀里，这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和微薄的希望。对面坐着一对看起来也是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，妻子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，丈夫正在小心翼翼地用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给她喂水。看着他们相互依偎的样子，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袭来，我的鼻子突然一酸，赶紧低下头，假装整理行李。
夜深了，候车厅里的人渐渐少去。灯光昏暗，椅子冰冷坚硬。我靠在椅背上，又冷又饿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睡得很不安稳，梦里全是父亲摔碎的茶杯和母亲哭泣的脸。
天蒙蒙亮时，我醒了过来，浑身酸痛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发现行李袋的底部的万向轮坏了——肯定是昨天父亲盛怒之下踢的那一脚造成的。轮子歪斜着，袋子根本没法拖着走。我拖着笨重的袋子，狼狈地挪到汽车站外的马路边，试图想办法修复。可一个坏了的轮子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
七月的太阳早早地就开始发威，炙烤着大地。我蹲在路边，徒劳地用捡来的几根破塑料绳想固定住轮子，汗珠顺着额角滑落，滴进眼睛里，涩得发痛。绳子根本不管用，轮子依旧不听使唤。挫败感和无助感让我几乎要哭出来。
“这样不行的。”
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在头顶响起。我吓了一跳，像只受惊的兔子般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着深蓝色、沾满油渍的工装裤的男人站在面前。他约莫三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但看起来很结实，脸上有些油污，但一双眼睛却格外清亮，带着善意的询问。
他没等我回答，就自然地蹲下来，检查我的行李袋。“这轮子的轴断了，用绳子绑不住。”他用手晃了晃那个坏掉的轮子，然后抬头看着我，“我帮你焊一下，五分钟就好。”
我有些犹豫，对一个陌生男人保持着本能的警惕。但他眼神坦荡，语气诚恳，而且我确实走投无路了。我低声说了句“谢谢”，然后看着他利索地提起我的行李袋。
“跟我来，铺子就在那边。”他指了指车站旁边的一个铁皮棚子。
我跟着他走过去。那是个非常简陋的铺子，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写着“国栋修理铺”的木牌。里面堆满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工具、零件和几辆待修的自行车，显得杂乱，却又有一种独特的秩序感。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味道。
他招呼我坐在一个小马扎上，然后熟练地接通电焊机。蓝色的火花瞬间迸射出来，发出刺眼的亮光和“滋滋”的声响。我站在稍远的地方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男人。他焊接的动作很熟练，手指粗壮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，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。但他专注的神情，又让人觉得他很可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