孩子们对着棺材，深深地鞠了三个躬，动作笨拙而认真。然后，他们互相拉着手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。
灵堂彻底空了。只剩下我，和我那具冰冷的躯壳。
两个姑父唉声叹气地走过来，准备合上棺盖。就在棺盖缓缓移动，即将遮住我苍白面容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姑父的手顿了一下，他疑惑地“咦”了一声，弯下腰，从棺材里我的寿衣口袋边缘，拈出了一小片白色的东西。
他凑近看了看，皱起眉，低声嘟囔：“这啥？纸灰？这寿衣谁准备的？这么不讲究……”
他没在意，随手把那点白色粉末弹掉。棺盖，彻底合拢。
黑暗降临。
我知道，那不是纸灰。
那是撕碎了的诊断报告，最后的残渣。那张薄薄的纸，曾经重逾千斤，压垮了我所有的希望和喘息。
我叫钟晚。名字是我妈起的，她说生我的时候天都擦黑了。这名字，像一句叹息，也像一个预言。
钟磊比我小五岁。从我记事起，家里所有的好东西，理所当然都是他的。新衣服是他的，大块的肉是他的，父母的关注和笑容，也是他的。
我？我是那个“让着弟弟”的姐姐，是那个“女孩家要勤快”的免费劳力。
高中毕业，我拿到一所外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晚，我爸把通知书拍在饭桌上：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早点出去挣钱！你弟弟眼看要上高中了，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！”
我妈一边给钟磊夹红烧肉，一边附和：“就是！供你到高中毕业已经够意思了。隔壁老王家闺女，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，现在每个月往家寄好几千！你明天就去找活儿干！”
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那是我熬夜苦读、省下早餐钱买复习资料换来的唯一出路。“爸，妈，学费……学费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，生活费我自己打工挣……”
“贷款？不用还啊？利息不是钱？”我爸眼睛一瞪，“打工？你打工挣那三瓜两枣够干什么？老实给我去厂里上班！我托了人了，电子厂，一个月保底三千五！”
我的世界，在那个晚上彻底灰暗下去。
我去了电子厂。流水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，日复一日，重复着机械的动作。轰鸣的机器声淹没了我的青春和梦想。微薄的工资，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，几乎悉数上交。我妈收钱时，脸上难得有点笑模样：“这才像话！多攒点，你弟弟以后上大学、娶媳妇，都要钱！”
钟磊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。他成绩不好，勉强上了个三流高中，照样穿名牌，用最新款的手机。他总说：“姐，我哥们儿都穿这个牌子的鞋，不穿没面子！”我妈立刻会掏出钱：“买！咱儿子不能让人看不起！”
我的日子，就在机器的轰鸣和父母的索取中，一天天熬过去。像一根被拧紧的弦，越来越紧，越来越脆。
直到五年前，我爸脑溢血住院。那场病，花光了家里那点可怜的积蓄，还欠了好几万外债。我爸命保住了，但半边身子瘫了，脾气变得越发暴躁。
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我妈把目光牢牢钉在我身上。
“家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你爸瘫了要吃药，你弟弟眼看大学毕业了，找工作、谈对象、买房子，哪样不要钱？你一个月就挣这么点？”她戳着我的脑门，唾沫横飞，“电子厂不行了就去南方！听说那边工资高！死丫头，别想着偷懒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