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封纪委的通知单轻飘飘的，捏在王秘书手里却像块烧红的烙铁。
“有人实名举报。”王秘书没进门，就在走廊风口站着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出了里面的抖，“说你伪造省军区公函，私设‘黑工厂’，还附了互助组那枚萝卜章的拓印。”
走廊里的穿堂风硬得像刀子，刮得通知单哗哗响。
我接过那张纸，指尖在纸面上那行“情况反映”上滑过。
不需要看落款，光看那个“办”字的写法——力透纸背却在中途断了一笔，我就知道是谁。
上辈子，这种笔迹我在周振国的办公桌上见过无数次。
那是他儿子周小虎的字，带着股没骨头的虚浮劲儿。
“苏砚，这事儿……”王秘书欲言又止，眼神往我身后那堆还没来得及遮盖的进口机器上瞟。
“没事，老王。”我折好通知单，顺手帮他把被风吹乱的领口整了整，“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回到办公桌前，我没急着走，而是拉开了最底层的抽屉。
那里躺着一封还没寄出去的信，是被厉野半路截下来的。
我把它拿出来，对着光比对了一下通知单上的字迹。
除了故意写得歪扭些，起笔和落笔的顿点严丝合缝。
周家父子这就坐不住了。
我没做任何口头辩解，而是转身打开了那个上了锁的铁皮柜。
里面不是什么机密文件，而是一摞摞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往来函件。
从第一次给武装部打报告，到马副参谋长签收第一批军服的单据，甚至连每一张烈士证明的复印件，都被我按时间轴编了号。
我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牛皮纸封面，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：《红星军属安置试点全过程材料汇编》。
这几个字写得极大，占满了整个封面。
最后，我从脑海中的“档案馆”里调出一份文件——那是1983年下半年才会正式下发的《关于鼓励军地两用人才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。
现实中，这份文件还没诞生。
但我依照它的格式和措辞，仿写了一份省军区后勤部的“批复函”。
每一个标点、每一句官话的排列组合，甚至连“特事特办”这四个字的引用位置，都严格遵循了未来十年军地公文演变的逻辑。
在这个信息闭塞的年代，这份文件的“含金量”和“真实度”，足以让任何一个县级干部不敢轻举妄动。
我把它夹在了汇编材料的最中间，像是一根藏在棉花里的针。
纪委办公室里只有一只搪瓷缸子冒着热气。
老陈是个出了名的硬骨头，脸黑得像锅底。
他手里拿着那封举报信，眉头拧成了个疙瘩。
“苏干事，有些话咱们得摆在台面上说。”老陈敲了敲桌子，“私刻公章，伪造军方公文，这要是坐实了，不仅是扒这身皮的问题，是要进去蹲着的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把那本厚厚的《汇编》推到了他面前。
“陈科长，所有的流程，都在这儿。”我的声音很平，听不出一点波澜，“您可以查。每一笔物资的去向，每一分钱的用途，都有据可查。”
老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翻开了第一页。
随着书页的翻动，他紧锁的眉头稍微松了一些，但翻到中间那份“批复函”时，他的手顿住了。
那上面的公章是红色的，但不是印泥，而是我用那个年代特有的油印机套印出来的“复印件”效果。
“原件呢？”老陈抬起眼皮，目光锐利。
“在军区档案室。”我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迎着他的目光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“这是涉密项目，原件不能出营区。如果您觉得这份复印件有假，可以申请去省里核实。不过……”
我顿了顿，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无奈和悲凉：“如果文件是假的，请立刻处分我，我绝无怨言。但如果是真的，请组织务必追究这个诬告者——因为这不仅仅是泼在我苏砚身上的脏水，更是在寒那些在前线流血牺牲的战士的心，是在毁全县军属安置政策的公信力。”
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走动的声音。
老陈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，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一丝心虚的破绽。
“你不怕查？”他突然问。
“我不怕查。”我站得笔直，像一棵风雪里的白杨，“我怕的是，明明真相就在那儿，却没人敢去查。”
这句话我是看着他的眼睛说的，赌的就是他那点仅存的原则性。
走出县委大院时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
雪花大片大片地落下来，盖住了地上的脏污。
回到住处，我疲惫地靠在门板上，才发现手心里全是冷汗。
刚才那是在走钢丝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
屋里没开灯，但我一眼就看到了桌上多出来的东西——一个土黄色的档案袋，边角还带着一点未干的水渍。
我走过去，打开台灯。
档案袋里滑出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张皱巴巴的纸条。
照片显然是刚冲洗出来的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显影液酸味。
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我看清了照片上的内容：昏暗的巷子里，周振国正把手伸向一个南方口音模样的胖子，胖子手里塞过来一叠厚厚的大团结。
虽然光线很暗，但周振国那张油滑阴鸷的侧脸，被抓拍得清清楚楚。
这张照片的角度极刁钻，甚至带着一种偷窥的颗粒感。
我拿起那张纸条，上面只有厉野龙飞凤舞的几个字：“老郑照相馆，意外收获。那小子偷拍咱们仓库，底片我收了，钱给了。这是另一卷里的。”
我闭上眼，几乎能想象出厉野是怎么做到的。
他一定是像头狼一样，在那对父子毫无察觉的时候，就已经咬住了他们的咽喉。
他没有动那个给他们冲洗照片的老郑，甚至还留了钱，这是他的规矩。
但他取走了所有能威胁到我们的底片，并且顺手牵羊，把周振国这一辈子的把柄都捏在了手里。
我摩挲着照片的边缘，指尖突然触碰到一种熟悉的粗糙感。
那张写着纸条的便签纸……
我猛地拉开抽屉，翻出那张被截获的匿名举报信，将两张纸并在了一起。
纸张的纹路、色泽，甚至边缘那细微的毛边，完全一致。
这是县供销社内部专用的再生纸，纤维粗糙，发黄。
周小虎，周振国。
我看着桌上的照片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你们想用举报信炸死我，却不知道这把火，最后会烧到谁的眉毛上。
“留着，更大的鱼。”我自言自语，将照片和底片夹进了一本厚厚的《资本论》里。
下意识地，我转头看向窗外。
窗外风雪交加，路灯昏黄的光晕下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正站在那里。
厉野穿着那件单薄的旧军大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肩膀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。
他没有挥手，也没有试图叫我，只是静静地仰着头，看着我窗口透出的这点光亮。
隔着漫天的风雪和两层玻璃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到那种无声的、滚烫的默契。
在这个冰冷的冬夜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共犯，也是唯一的后背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进了茫茫夜色中，像是一把归鞘的刀，只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，很快又被新雪覆盖。
第二天清晨，雪停了。
就在我准备去上班的时候，街道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锣声，夹杂着赵瘸子那特有的大嗓门。
“大家伙儿都出来！纪委的领导来了解情况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