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满某林区，靠山屯。寒风卷着雪沫扑打着纸糊的窗户，十几户人家的当家人挤在猎户老孙头不算宽敞的屋里，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的呛人味道和一种压抑的激动。
“都听说了吧？”老孙头重重磕了磕铜烟袋锅，火星溅在泥地上，瞬间熄灭，“山鹰支队，在黑瞎子沟，干掉了鬼子一个小队！连指挥官都宰了！”
屋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气声，随即是交头接耳的嗡嗡声。
“他们能行，咱们靠山屯的老少爷们，就不能护着自己的婆娘娃娃？”老孙头站起身，黝黑的脸上皱纹如同刀刻，“关键人物临死前喊的话，‘清可亡，华夏不可亡’！这天下，得咱们自己挣！从今天起，咱屯子成立护屯队！年轻力壮的，跟我学放枪、埋地雷！年纪大的，轮流放哨！婆娘们，准备干粮、照顾伤员！”
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紧握的拳头和闪烁着决绝光芒的眼睛。在这个平凡的夜晚，在这个偏远的屯子，一点星火，悄然点燃。
天津，法租界，一栋看似普通的公寓内。温暖的灯光驱散了窗外的寒意，文先生披着睡袍，仔细阅读着刚刚译出的电文。他面前的红木书桌上，摊开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标注着各种符号。
“先生，”一位穿着中山装的下属肃立一旁，低声汇报，“近半个月，华北、东北各地自发成立的抵抗组织，有记载的已达四十七个。规模大的如山鹰支队有数百人枪，小的只有十几人，甚至三五人。虽装备简陋，缺乏训练，但...民心可用。”
文先生放下电文，指尖在地图上轻轻划过，最终停留在北满区域。
“记录所有组织的活动区域、首领背景、作战特点，”他的声音平静无波，“建立档案，纳入‘星火’计划评估体系。重点观察其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。”
“那...山鹰支队？他们似乎不太愿意接受外部指挥。”
“无妨。”文先生走到窗边，望着租界外漆黑一片的华界，“真金不怕火炼。保持适当距离，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提供一些他们无法拒绝的‘帮助’——比如，一批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药品，或者...几张关键的军用地形图。”
下属心领神会：“是。另外，我们物色的几位技术人才，已经陆续启程，前往云南。”
文先生微微颔首，目光依旧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。棋盘已经铺开，棋子正一一落位。
西北，延安，一间充作会议室的窑洞里。煤油灯将几位领导人的身影投射在土墙上，随着火光轻轻摇曳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热烈而务实的气氛。
“山鹰支队的成功经验，值得总结，但不宜盲目照搬。”一位领导人指着墙上简陋的地图，“他们的胜利，依赖于特定的山林地形和指挥官出色的游击战术。我们在平原地区、在敌占城市，需要探索不同的斗争形式。”
“关键在于发动群众，”另一位接口道，“要把党的政策和关键人物事件激发的民族情绪结合起来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，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冒险。”
“我建议，立即起草一份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》的指示，强调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。”
会议持续到后半夜。最终，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开始形成文字，将通过秘密交通线，传递到各个抗日根据地。这些方针，将如同灯塔，指引着无数星火汇聚成燎原之势。
华东，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县城。深夜，几条黑影悄无声息地翻过城墙，消失在蛛网般的巷弄里。
第二天清晨，日军司令部门口的布告栏上，贴满了传单。醒目的标题写着：“告沦陷区同胞书”。内容慷慨激昂，揭露日军暴行，号召民众抵抗，末尾正是那三句响彻华夏的誓言。
日军指挥官暴跳如雷，全城戒严，大肆搜捕，却一无所获。
而在城外的乱葬岗，几个百姓模样的汉子，趁着夜色，将一面粗糙的、用血写着“杀倭”二字的白布，绑在了一棵枯树的顶端。晨风吹过，那面简陋的旗帜在灰暗的天空下顽强地飘动。
恐惧无法扼杀所有的声音，刺刀之下，仍有不屈的脊梁。
华夏大地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。
在太行山深处，一个新的游击小组正在学习制作土地雷；在苏北水乡，渔民们利用芦苇荡为掩护，传递情报；在广州街头，学生们以文艺演出的形式，宣传抗日思想...
他们或许互不知名，缺乏联络，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星火。
那场始于东北的惊雷，其回响正化为无数细微却坚韧的星火，刺破沉沉夜幕，倔强地燃烧着，等待着那燎原的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