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是在清晨抵达莫斯科的。
天色灰蒙蒙的，铅云低垂，空气里带着西伯利亚吹来的、渗进骨子里的寒意。许安然被车厢里的骚动吵醒时，窗外的景色已经变成了密集的、灰扑扑的建筑群，烟囱林立，积雪堆在屋顶和街道两侧，脏兮兮的。
六天五夜的硬座，骨头像是被拆散了又重新拼凑起来，每一处关节都在酸痛。脸上蒙着一层油汗和灰尘，嘴唇干裂。她拧开水壶，抿了最后一口凉水，喉咙里火辣辣的感觉稍缓。
王富海早就醒了，正精神抖擞地收拾东西。他把吃剩的香肠苹果塞回网兜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腰包。
“到了到了！”他搓着手，兴奋中透着老练，“小姑娘，待会儿跟着我，别乱跑。车站里头乱着呢。”
许安然没应声，只是把围巾重新裹紧，挎包牢牢抱在胸前。
列车缓缓滑入站台，最终停下，发出沉重的叹息。
车门一开，冰冷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一起涌进来。许安然被人流推搡着下了车，脚踩在结着薄冰的水泥站台上，冻得发麻。
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。高大的穹顶，斑驳的壁画，空气里混杂着煤烟、廉价香水、体味和某种陌生的、属于异国的气息。
到处都是人。裹着厚重大衣、行色匆匆的俄罗斯人，扛着巨大包裹、面色疲惫的中国倒爷，还有穿着制服、眼神警惕的警察。
俄语广播嗡嗡作响，完全听不懂。
许安然定了定神，按照父亲地图上标记的，应该去南郊。她需要先出站，找个地方安顿，然后再打听那个废旧军品堆放场。
她跟着人流向出站口走去。
刚走到车站大厅，几个穿着臃肿棉衣、戴着皮帽子的男人就围了上来。他们手里拿着纸牌子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“出租车”、“便宜旅馆”。
“姑娘，打车吗？去哪？”一个红鼻头的男人挡住去路，嘴里喷出浓重的伏特加气味，俄语口音很重。
许安然退后半步，摇了摇头，想绕过去。
红鼻头不依不饶，伸手就来拉她的挎包：“便宜！卢布，美元，都行！去哪？”
他的手指粗壮，指甲缝里都是黑泥。许安然猛地抽回包，用生硬的、从书上背下来的俄语单词说：“不用。谢谢。”
发音不准，但那男人听懂了。他非但没走，反而眼睛一亮，更加认定这是个好拿捏的“菜鸟”。
“外面冷！出租车，暖和！”他比划着，又指了指外面白茫茫的天，“很远？我送你去！一千卢布！”
一千卢布。许安然记得父亲说过，现在黑市上一美元能换将近一千卢布。这红鼻头开口就是差不多一美元，绝对是宰客。
她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
红鼻头急了，朝旁边使了个眼色。另外两个男人也围了上来，堵住了她的去路。他们身材高大，像一堵移动的肉墙，投下的阴影将她完全笼罩。
“五百！五百卢布！”红鼻头降价，但语气更加不善，手又伸向她的包。
许安然心脏跳得快了些。后颈的刺麻感隐隐浮现。她攥紧了挎包带子，另一只手悄悄摸向棉袄内袋里的改锥。
就在这时——
“哎！干什么呢！”
一声洪亮的、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俄语炸响。
王富海拨开人群，大步走了过来。他圆滚滚的身躯此刻显得很有气势，脸上惯常的笑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圆滑中带着强硬的神色。
他走到红鼻头面前，劈头盖脸就是一串又快又急的俄语，声音很大，夹杂着明显是骂人的词汇。
许安然听不懂具体内容，但看到红鼻头和他同伙的脸色变了。王富海似乎认识他们中的一个，指着那人说了几句，又掏出自己的证件晃了晃。
那几个人对视一眼，眼神里露出忌惮。红鼻头悻悻地嘟囔了几句，终于让开了路。
王富海这才转向许安然，脸上重新堆起笑，语气却带着责备：“你看你，说了让你跟着我！这帮‘黑毛子’专宰生面孔，尤其是你这种单独出来的小姑娘！今天要不是我碰巧看见，你这包能不能保住都难说！”
许安然垂下眼，做出惊魂未定的样子：“谢谢王叔……他们，要抢我？”
“抢倒不至于，但把你拉到荒郊野地，狠狠敲一笔是肯定的。”王富海叹了口气，很是“仗义”地拍了拍胸脯，“走吧，我先带你出站。你这表叔……唉，怎么也不来接一下。”
他不由分说，提起许安然的挎包——动作很自然，许安然下意识想夺回来，却被他轻松避开。
“我帮你拿，你跟着我，别走丢了。”王富海说着，大步流星地朝出站口走去。
许安然看着他的背影，咬了咬嘴唇，跟了上去。
王富海似乎对车站很熟，七拐八绕，避开人流最拥挤的地方，很快从侧门出了站。外头的寒气更重，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。
车站广场上同样混乱，更多的出租车、私车司机在揽客，还有拎着篮子卖黑面包和腌黄瓜的老太太。
“你表叔住哪片？我送你过去。”王富海问，语气随意。
“南郊。”许安然报了地图上大概的区域。
“南郊？”王富海挑了挑眉，“那地方可偏，都是工厂和仓库。你表叔在那上班？”
“嗯。”
“行，那我送你过去。这边打车贵，我认识个靠谱的司机。”他说着，朝广场边缘一辆半旧的伏尔加轿车招了招手。
车开过来，司机是个沉默的俄罗斯中年人。王富海用俄语跟他交谈了几句，谈妥了价钱——许安然听到“三百卢布”。
比刚才红鼻头开的价便宜多了。
王富海拉开车门，示意许安然上车。
许安然站着没动。
“王叔，太麻烦您了。我自己去就行，您告诉我地址，我找得到。”她声音不大，但很坚持。
“你看看你，又见外！”王富海皱眉，“这地方你不熟，语言又不通，自己怎么找？万一再碰上刚才那种事怎么办？听叔的，上车！”
他语气里的“关切”几乎要溢出来，手又伸过来，似乎想拉她。
许安然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手。
“王叔，”她抬起头，直视着王富海的眼睛，“您帮了我，我很感激。车钱我给您。”
她从外套口袋里——不是暗袋——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三百卢布零钱，递过去。
王富海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卢布，脸上的笑容淡了些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郁。但他很快又笑起来，接过钱，也没数，直接塞给司机。
“行，你这孩子，还挺倔。”他摇摇头，“那你自己小心。到了南郊，要是找不到地方，就去‘友谊旅馆’，报我名字，能打折。有什么难处，随时找我。”
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，上面印着中俄双语的名字和一行电话号码。
许安然接过名片：“谢谢王叔。”
王富海摆摆手，没再坚持，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了，背影很快消失在杂乱的人群里。
许安然攥着那张名片，指尖冰凉。
她拉开车门，坐进后座。车厢里有一股浓重的烟味和皮革腐朽的气味。
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，发动了车子。
伏尔加轿车驶离火车站，汇入莫斯科清晨拥挤而灰暗的车流。街道两旁是厚重而压抑的苏式建筑，行人裹得严严实实，脚步匆匆，脸上带着这个时期特有的麻木和焦虑。
许安然紧紧抱着挎包，目光警惕地扫过窗外。
就在车子拐过一个街角时，她眼角余光瞥见车站广场边缘，一个瘦小的、戴着鸭舌帽的身影，正跳上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。
瘦猴。
果然跟来了。
她收回视线，看向前方。司机沉默地开着车，收音机里播放着激昂但杂音很大的俄语新闻。
南郊很远。车子开了将近一个小时，周围的建筑越来越稀疏，工厂和仓库的轮廓逐渐清晰。积雪更厚，路面肮脏。
司机在一栋看起来灰扑扑的、四层高的板楼前停下。楼门口挂着一个斑驳的牌子，上面是俄文，旁边有个小小的、已经褪色的“旅店”标志。
“到了。”司机简短地说，指了指牌子。
许安然付了车钱——王富海刚才给的三百卢布正好。她下车，看着伏尔加轿车掉头离开，卷起一片雪泥。
她站在旅馆门口，没有立刻进去。
寒风卷着冰碴子打在脸上。她环顾四周。街道空旷，远处能看到工厂高大的烟囱和铁丝网的轮廓。几辆盖着篷布的卡车停在路边，雪几乎把它们埋了一半。
很偏僻，很冷清。
王富海特意提到这里的“友谊旅馆”……是巧合，还是有意引导？
她想起那张名片，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借着昏暗的天光看了一眼。电话号码是莫斯科本地的。她想了想，把名片撕成几片，扔进路边的积雪里。
然后，她转身，没有走进那家“友谊旅馆”，而是朝街道另一头走去。
走了大约两百米，她看到另一栋更旧、更不起眼的三层小楼，门口也有个住宿的标志，但连牌子都没有，只在窗户玻璃上贴了张手写的俄文纸。
她推门进去。门厅狭窄，灯光昏暗，一股陈腐的霉味。柜台后面坐着个胖胖的俄罗斯大妈，正打着瞌睡，面前摆着个搪瓷茶缸。
许安然用磕磕绊绊的俄语加手势，表示要一个便宜的单间。
大妈睡眼惺忪地看了她一眼，伸出五根手指：“五百卢布，一晚。押金一百。”
许安然数出六百卢布递过去。大妈慢吞吞地登记，递给她一把挂着木牌的铜钥匙：“三楼，307。热水晚上八点到十点。”
房间在走廊尽头。狭小，简陋。一张窄床，一个掉漆的木柜子，一把椅子。窗户对着后面的小巷，玻璃上结着冰花。暖气片嘶嘶地响着，散发出的热量有限。
许安然关上门，反锁，又把椅子挪过来抵在门后。
她走到窗边，小心地撩起一点褪色的窗帘，向外看去。
小巷空无一人，积雪覆盖着垃圾箱和杂物。远处，能看到刚才下车的那条街。
她的目光锐利地扫视着。
几分钟后，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缓缓驶入那条街，停在“友谊旅馆”对面不远处的阴影里。
车里下来一个人，瘦小，戴着鸭舌帽，朝着“友谊旅馆”张望了一会儿，又缩回车里。
瘦猴。果然跟到了这里，并且以为她住进了王富海推荐的旅馆。
许安然放下窗帘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缓缓吐出一口气。
第一步，暂时安全了。
她走到床边，放下挎包，从里面拿出硬邦邦的油饼和冰冷的煮鸡蛋。就着水壶里最后一点凉水，小口小口地吃着。
饼很干，鸡蛋带着咸味和腥气。她机械地咀嚼着，胃里逐渐有了踏实感，但随之而来的，是更深沉的疲惫和饥饿。
她剥了颗糖，含在嘴里。
甜味在冰冷的口腔里蔓延开来。
窗外，天色彻底暗了下来。莫斯科的夜晚，寒冷而漫长。
她蜷缩在窄床上，裹紧棉袄，耳朵竖着，听着楼道里偶尔传来的、陌生的脚步声和俄语交谈。
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冰凉的改锥。
活下去。
真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