扁担砸在她背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如同砸在湿重的柴火上。我死死抱住母亲的腿，看见她疼得咬破了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是一滴也没落下来，只是轻声对父亲说：“别打孩子，要打就打我。” 十岁那年，村里破天荒来了位陈老师，戴着副旧眼镜，说话温温柔柔的。他看见我被一群孩子围着扔草屑，便驱散了他们，蹲下身来平视着我，问：“孩子，你想读书吗？”我先是用力点头，随即又惶恐地摇头——父亲绝不会同意的。果然，父亲得知后，把旱烟锅子往桌上重重一磕：“傻子读书？纯属浪费笔墨！”陈老师却没有放弃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径直来到我家，不由分说便将我背在了他那宽阔的背上。我趴伏着，能闻到他衣领间淡淡的粉笔灰味，那是一种让人安心的、学问的气息。 学校的课桌斑驳而陈旧。我用尚算灵活的左手吃力地握着铅笔，右手却抖得厉害，一个最简单的“一”字，也要反复描画十几遍才能勉强写直。陈老师并不急躁，他总是温热的手掌覆住我颤抖的小手，一笔一划，极耐心地教我写“福”字。“看，阿福的福，是福气的福。”他这样说。有同学嗤笑我控制不住口水，陈老师便会正色道：“阿福比你们都有耐心，他写的字，最是工整。”那是我晦暗童年里最明亮的一段时光，每天都能摩挲着粗糙的书页，听陈老师讲山外面的故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第二年开春，陈老师就被调走了。新来的老师看我连“1+1”都算得艰难，便对父亲直言“别再让他占着座位了”。我抱着那几本视若珍宝的课本走回家，偷偷将它们藏在了床底最深的角落。后来母亲打扫时发现了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找来防潮的油纸，将课本仔仔细细地包裹好，轻声说：“留着，以后……给咱们阿福的孩子看。” 从那以后，我便彻底告别学堂，跟着母亲下地劳作。右手蜷缩无法用力，我就用左手除草、浇灌。母亲总是把最轻松的活儿分给我，却又会趁人不注意，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一个煮得热乎乎的土豆。父亲依旧日日与酒为伴，醉后便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不再吭声，只是默默地将母亲给的土豆盛下一个，悄悄放在父亲的酒杯旁——我用这种笨拙的方式，试图告诉他，我不是只会吃饭的废物。 十八岁那年的春天，雨水格外吝啬，地里的菜却因此长得格外水灵。母亲让我背着一竹筐新摘的白菜去镇上集市卖。菜市场里人声鼎沸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。我怯生生地蹲在角落，将白菜一棵棵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却始终不敢抬头看人。忽然，一阵清甜的香气飘来，似山涧初融的雪水，干净又沁人心脾。我下意识抬头，看见一个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姑娘站在我面前，她的手腕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绳，上面串着一颗质朴的小木珠。 “这白菜怎么卖？”她的声音比那香气更甜润。 我一紧张，口水又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，慌忙用袖子去擦，脸颊烫得像要烧起来：“一、一块钱……一斤。” 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露出讥笑，反而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包纸巾，递到我面前：“用这个擦吧，袖子脏。”那纸巾带着淡淡的馨香，和她身上的味道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