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我听到的，不是预想中的惊呼和轻微的摔倒声。
而是一声沉闷到令人心悸的撞击，和一声极轻、却又无比清晰的，骨头错位的“咔哒”声。
嬉笑声在我脸上凝固。
我僵硬地回头。
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成了慢动作。音乐盒从她失力的手中飞出，在空中划出一道悲伤的弧线，最终摔在地上，里面的机芯发出《致爱-丽-丝》变调后的、刺耳的扭曲悲鸣。而她，蜷缩在地上，没有哭，甚至没有喊叫。她只是抱着自己的小腿，那张总是带着微笑的脸，此刻白得像一张被揉皱的纸。豆大的汗珠，从她的额头滚落，砸在地板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。她的嘴唇被自己咬得失去了血色。
那一瞬间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发生了非常、非常不好的事。一种巨大的、陌生的恐惧攫住了我。那恐惧，不是源于对她疼痛的共情，而是源于一个孩子对“闯下大祸”后未知惩罚的本能畏惧。
我的腿像灌了铅。我想上前，身体却不听使唤。周围仿佛安静得能听到自己“咚咚”的心跳声。老师在哪？大人们在哪？我该怎么办？
最终，自保的本能战胜了一切。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，第一反应不是上前扶她，而是后退。
一步，两步。
我像个可耻的懦夫，转身逃离了那条长令我窒息的长廊。我不敢回头，身后，是那个破碎的音乐盒，和那个在无声中承受剧痛的女孩。
那天下午，学校里来了救护车。我躲在教室的窗帘后面，看着她被担架抬走，脸上盖着一块白布。我听见同学们在窃窃私语：“听说是骨折了，很严重。”“好像是为了抢一个音乐盒。”“陈默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”
我把自己缩得更紧了，恨不得变成一粒尘埃。
再见到她，是初冬的一个下午。校门口，梧桐树的叶子落尽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。她拄着一根小小的拐杖，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，身形比从前消瘦了一大圈。她的父母正在和班主任说着什么，给她办转学手续。
我正准备绕道溜走，她却看见了我，叫住了我的名字。
“陈默。”
我停下脚步，低着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。我准备好了迎接一场暴风雨般的责骂，甚至已经想好了该如何辩解。
但她没有。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只是有些虚弱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小的、被手心攥得有些潮湿的纸条，递到我面前。
“这是我新家的电话号码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我想象中的怨恨，只有一种我当时完全读不懂的、混杂着失落与期盼的复杂情绪。“我妈说，我们家要搬到市里去了。”
我机械地接过纸条。
她顿了顿，用一种近乎请求的、极轻的语气说：“你……一定要打给我。”
我胡乱地点头，将那张轻飘飘的纸条胡乱塞进口袋。风吹过，扬起了她的裙角，也仿佛随时会吹走那个脆弱的、被我辜负的承诺。
我终究是没有打。
小孩子的忘性，总是比记性好。那个承载着原谅与期盼的号码，连同那个夏天的愧疚，很快就被更多的奖杯和更复杂的乐谱彻底覆盖，沉入了记忆的深海，再未泛起一丝涟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