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冬
窗玻璃上凝着厚厚的冰花，像一幅幅模糊而冰冷的抽象画。北风在楼宇间尖啸，卷起地上零星的枯叶，拍打着窗棂。屋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却驱不散一种沉甸甸的、令人窒息的寒意。
建国（65岁）靠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遥控器，电视里正播放着热闹的春晚彩排花絮，锣鼓喧天，歌舞升平。但他的眉头却紧紧锁着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冷汗，脸色是一种不正常的灰白。他左手无意识地按在胸口偏左的位置，那里像是压了一块不断收紧的巨石，闷痛一阵紧似一阵，连带着左肩和胳膊都隐隐发麻、发沉。呼吸也变得费力，像被人扼住了喉咙，每一次吸气都带着细微的嘶声。
玉兰（64岁）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从厨房出来，看到丈夫的样子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最近几个月，建国总是说胸口不舒服，喘不上气，人也容易疲乏。催他去医院，他总摆摆手：“老毛病，胃气不顺，歇歇就好。” 玉兰拗不过他，只能更加留意。
“又难受了？”玉兰把茶杯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，温热的蒸汽袅袅升起。她伸手想去探探他的额头。
建国烦躁地挥开她的手，声音带着压抑的痛苦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：“没事……别吵吵……”他想挺直腰背，证明自己没事，但胸口那沉闷的绞痛猛地加剧，像有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他的心脏！他身体猛地一僵，眼前瞬间发黑，控制不住地向前佝偻下去，手里的遥控器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“建国！”玉兰失声尖叫，扑过去扶住他下滑的身体。触手之处，一片冰凉！建国的嘴唇已经泛起了青紫色，豆大的汗珠瞬间从额角、鬓边滚落，整个人像被抽掉了筋骨，沉重地往下坠。
“药……药……”建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，手指痉挛地指向电视柜下面的抽屉。
玉兰的心跳得像要冲出胸膛！她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手抖得几乎拉不开抽屉！抽屉里乱七八糟，她疯了一样翻找，终于在最里面摸到一个白色的小药瓶——硝酸甘油！这是建国之前偶尔胸闷时备下的，但从未真正用过。
她哆嗦着倒出一粒米粒大小的药片，扑回建国身边，掰开他紧咬的牙关，把药片塞到他舌下。“含着！快含着！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抖得不成样子。
药片似乎起了一点微弱的作用，建国的痉挛稍微平复了一点点，但胸口的剧痛和窒息感依旧汹涌。他眼神涣散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濒死的绝望。
“叫……救护车……”建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。
玉兰像是被点醒了，连滚带爬地冲到电话机旁，手指抖得几乎按不准号码。120接通了，她语无伦次，声音尖利得变了调：“救命！我丈夫……心脏病！喘不上气！脸色发青……地址是……”
放下电话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玉兰回到建国身边，紧紧握住他冰凉僵硬、微微颤抖的手。她的手同样冰冷，却用尽全身力气攥着他，仿佛这样就能拉住他流逝的生命力。
“建国……别怕……救护车马上就到……坚持住……”她一遍遍地重复着，声音哽咽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滴落在两人交握的手上。
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由远及近，像黑暗中的一道曙光。医护人员冲上楼，迅速将几乎失去意识的建国抬上担架。玉兰胡乱抓起一件外套，抓起那个小药瓶，踉踉跄跄地跟着冲下了楼。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，她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，只有心脏被紧紧攥住的窒息感。
医院急诊室，一片冰冷的白色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。红灯闪烁，人影匆忙。建国被推进了抢救室，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，将玉兰隔绝在外。那扇冰冷的门，像一道生死界限。
玉兰瘫坐在抢救室外冰凉的塑料长椅上，浑身控制不住地发抖。外套的扣子扣错了位，头发凌乱地贴在汗湿的额角。她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小小的硝酸甘油药瓶，塑料瓶身被她攥得变了形。时间仿佛凝固了，只有墙上电子钟跳动的红色数字，冷酷地记录着流逝的分秒。每一秒，都像一把钝刀，在凌迟着她的神经。
“妈！”一声带着哭腔的呼喊传来。晓俐风尘仆仆地从深圳赶回来了，脸色惨白，眼睛红肿。紧接着，晓波也从北京飞了回来，头发凌乱，满眼血丝。姐弟俩一左一右围住母亲。
“爸怎么样了？”晓俐的声音抖得厉害。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晓波焦灼地问。
玉兰抬起头，看着一双儿女惊恐的脸，嘴唇哆嗦着，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，只是用力摇了摇头，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抢救室的门终于开了。医生走出来，摘掉口罩，神情疲惫而凝重。
“病人是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，非常凶险。”医生的声音像冰锥，“经过抢救，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心肌大面积坏死，心功能严重受损。需要立刻转入CCU（心脏重症监护室）密切观察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你们……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“心梗”、“大面积坏死”、“随时有生命危险”……这些冰冷的词语像重锤，狠狠砸在玉兰心上。她眼前一黑，身体晃了晃，被晓俐和晓波死死扶住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玉兰像在油锅里煎熬。
CCU不允许家属陪护，每天只有下午短短半小时的探视时间。玉兰就住在医院附近最便宜的小旅馆里，每天天不亮就守在CCU门口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。她拒绝回家，也拒绝去儿女安排的稍好一点的住处，固执地守着这最近的距离。
探视时间一到，她总是第一个冲进去。穿上笨重的隔离衣，戴上口罩帽子，穿过一道道冰冷的门。病床上的建国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：氧气管、心电监护线、输液管……脸色蜡黄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起皮，脆弱得像一片随时会碎裂的枯叶。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和冰冷的数字，成了玉兰判断丈夫生死的唯一依据。
建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。偶尔清醒片刻，眼神也是浑浊而迷茫的。喉咙因为插管干燥疼痛，他想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微弱的气音。
“水……”他干裂的嘴唇翕动着，眼神里充满了生理性的痛苦和渴望。
护士提醒过，病人现在不能大量饮水，容易呛咳，加重心脏负担。
玉兰看着丈夫干裂出血的嘴唇，心如刀绞。她小心翼翼地用棉签蘸了温开水，动作轻柔得像羽毛拂过，一遍又一遍，湿润着他干渴的唇瓣。她的动作无比专注，无比耐心，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仪式。每一次蘸水，每一次轻拭，都倾注着她全部的祈盼和无声的呼唤。
“建国……润润就好了……忍一忍……”她凑近他的耳边，用只有他能听到的气音，一遍遍地低语着，声音嘶哑而温柔。
建国浑浊的眼神似乎聚焦了一瞬，落在玉兰戴着口罩的脸上。他似乎认出了她，紧绷的身体微微放松了一点点，干裂的嘴唇下意识地吮吸着棉签带来的那一点点珍贵的湿润。他的手指，在被子下极其微弱地动了一下，似乎想抓住什么。
玉兰立刻察觉到了。她轻轻掀开被子一角，将自己温暖而布满老茧的手，覆盖在他冰凉、布满针眼的手背上，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管线。她用指腹，极轻极轻地摩挲着他的手背，传递着那微不足道却无比坚定的暖意和力量。
“我在这儿呢……不怕……”她低声说。
建国的手，在她掌心极其轻微地蜷缩了一下，像一只虚弱归巢的雏鸟，找到了最后的依靠。他再次陷入昏睡，但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点点。
探视时间结束的铃声像催命的符咒。玉兰恋恋不舍地松开手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回到那间狭小阴冷的小旅馆房间，她吃不下也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监护仪跳动的曲线，建国干裂的嘴唇，和他昏迷中无意识紧攥着她衣角的手。她拿出那个被攥得变形的硝酸甘油药瓶，紧紧贴在胸口，仿佛那是丈夫生命最后的信物。
几天后，建国的状况稍微稳定了一些，从CCU转入了普通心内科病房。但依旧虚弱不堪，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照顾。
晓俐和晓波都请了长假，轮流守在病房。看着父亲衰弱的样子，看着母亲憔悴不堪却不肯休息，晓俐心疼地说：“妈，您回去歇歇吧，这儿有我和晓波呢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请个护工，专业的，照顾得更好。”
晓波也附和：“是啊妈，您这样熬下去，身体会垮的。”
玉兰正坐在病床边的小凳子上，用温热的毛巾，小心翼翼地给建国擦脸。毛巾避开他干裂的嘴唇，细致地擦拭着额头、眼角、脸颊、脖颈。动作轻柔得像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。
听到儿女的话，她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。她拧干毛巾，又换了一盆温水，开始给建国擦手。她托起他那只布满针眼和淤青的手，避开留置针，用温热的毛巾包裹着，轻轻揉搓着冰凉的手指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每一个指节，每一个指甲缝，都擦拭得仔仔细细。
做完这一切，她才抬起头，看向一脸担忧的儿女。她的脸色苍白，眼袋深重，眼神里是浓浓的疲惫，但瞳孔深处却有一种磐石般的坚定。她看了一眼病床上依旧昏睡的建国，然后，目光平静地转向晓俐和晓波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清晰地回荡在安静的病房里：
“不用请护工。”她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建国那只被她擦拭过、此刻安静放在被子上的手，声音低沉而笃定：
“你爸……他认我的手劲。”
